从八月下半旬开始,金军南下的传言就在河北一带流传。
直到八月二十二日,赵州探查到大规模金军踪迹,正式确定了金军的南下。
到八月二十七日,消息传到东京,就在东京的朝堂上迅速形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争论的话题起初还是在关于如何打的问题上,但过了几天,话题的风向忽然就变了。
话题转变的起因是户部在政事堂提报了一份夏税征税的汇总。
其显示,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陕西诸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夏税征收情况比去年跌了至少一半。
(两税,指的是北方征夏税,南方征秋税,两淮地区部分征收夏税,部分征收秋税)
而河北两路、河东路又被赵官家免了十年税。
这下直接炸锅了。
北方往年可以征收税粮至少1700万石以上,今年上报的数字居然才800石。
这他妈的,这数据是直接穿越到崇祯年间了?
九月初一,淮南西路转运使翁彦国的奏疏也到了东京。
这是一份读起来“忧国忧民”的奏疏。
翁彦国首先陈述了淮南西路目前的民生,一句话:民心难安。
翁彦国随后又陈述了淮南下路目前的地方治安,一句话:盗匪四起。
随即,翁彦国又陈述了地方仁人志士的担忧:内有朝纲崩坏,奸臣当道,外有蛮夷窥视中原,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社稷危如累卵。
最后,翁彦国陈述了关于这一次征税的情况:臣死罪,但臣已经尽心尽力,愿陛下赐死臣。
大致内容就是这四点。
也正是这份奏疏,把朝堂的注意力,从如何支援前线,转移到了新政上。
《京畿路新农政条则》是六月初六发布的,眼下已经是九月初。
经历了三个月时间,京畿路的反抗几乎全部被快速镇压下去。
不同于王安石变法,这一次的《京畿路新农政条则》是赵官家在背后亲自主刀,快准狠。
但如果改革之路如此简单,岂不是历代帝王都可以随随便便把一个衰弱的王朝拯救回来?
改革的难点就在于,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
京畿路执行下去后,所产生的影响,也终于在这一次的夏税征收中表现了出来。
具体就浓缩在了翁彦国的这份奏疏里。
这份奏疏,表面上在谈民生,但实际上每一条背后都在暗指京畿路新政带来的恶劣影响。
例如民心难安,意思是朝廷在京畿路胡乱杀人,造成了民间的恐慌。
例如地方仁人志士的担忧,朝纲败坏,奸臣误国,外患不止,这就是直接骂新政派,尤其是高俅、秦桧等人,谄媚弄权,大兴刑狱,坑害忠良。
这份奏疏,再加上今年夏税的征收情况,立刻让朝堂上有些人找到了嗨点。
夏税收不上来,淮南路民生多艰,矛头全部指向了六、七、八这三个月的新政。
而且短短几天,就从指责新政,到纷纷奏疏希望赵官家叫停新政。
吏部右侍郎李纯佑更是沉重地说道:如果不能立刻平息内部巨大的分歧,安定各方,会给抗金带来巨大的危害。
九月初九,也就是东线的韩世忠刚刚大举歼灭完颜宗敏的第二天,东京城的赵宁接到了整整一百封奏疏,全部是请求他叫停新政的。
赵宁一把将这些奏疏全部扔在地上,怒道:“把这些官员名录记下来,若是京师的官员,立刻去查他明显田产!”
“若是地方官员,户部派人去查地方税收!”
这一百封奏疏,都是打着“抗金”的旗号,还真是让人无法反驳啊!
原本京畿路的舆论已经将新政变成了金贼最忌惮的存在,而眼下,舆论的风向似乎又转了。
仿佛新政一夜之间变成了“抗金”最大的绊脚石,必须处之而后快。
赵宁这里不仅仅有一百封要求叫停新政的奏疏,还有一百份高俅派皇城司班直从各地上报上来的民情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