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的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等地也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也叫铁路风潮，声势最大，事态最严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出电报，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金。

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为政.府只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电报后，知此电文一传出，全省必定大乱，于是便把电文压下。

盛宣怀、端方又致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报，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十三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罗纶，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晋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人士，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邓孝可,字慕鲁,四川奉节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归国以后,邓氏长期从事于立宪政治活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长,主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等通过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刘声元，字立青，号凤书，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人。实业家、四川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后为佛教僧人。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

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辛亥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零四年参加殿试，中进士，被授职主事，一九零五年公派日本留学。一九零九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同年八月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一九一零年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提倡民权。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

十七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朝廷未作理会，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川的局势则越发严峻，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