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做了总统后，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祺瑞用人和行政方面的决策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元洪时好得多。

冯和段这两个实力派，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就在一起共事，在反对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始终站在同一阵线，按说，他们应该能处到一起，其实不然。

从冯与段的性格上看，段祺瑞比较强势刚愎，有主见。而冯国璋虽给人的感觉，显得软弱庸碌，好商量事，但其实是个极有心机之人。而最重要的，想让冯当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什么事都不能管的总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段则是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的，因此两人的争斗反而是不可避免的。

前边说过，张勋复辟后，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

讨逆胜利后，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曾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将更难对付。”

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

有人说，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虽然，历史不可能是个别英雄人物所创造。但手握稀有资源，像段祺瑞黎元洪这样身居高位之人，他们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自然是普通人无法相比的。如果他们能有广阔胸怀，能有超人智慧，有良好的个人品德，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应该是能够使历史的进程少走一些弯路的。

不消说我们这个刚刚从专制中走出的新成员，就是m国这样的民主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换上一个任性妄为的总统，也把国家祸害得不轻。所幸是民主制度，有任期，任期满了，可以通过选举把他搞掉。如果是封建专制下，遇到这样的皇帝，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要以天下大乱，人们的苦难为代价。还有一条路就是逆来顺受，希望这个坏皇帝死后，能换上一个好一点的皇帝。

或许，可以选择，万一没选好还能有途径挽救，比如弹劾，这无疑是民主共和优于封建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纠纷中，段固然是主要责任的一方，但黎的责任也是不可低估的。试想，如果黎对段能像当初对他曾经的顶头上司张彪一样的忍辱负重，一样的事事忍受，段难道就不能被感动吗？是不是当了大总统，地位变了，人也变了呢？

再者说，请神不能送神，图痛快把段祺瑞这个总理免掉，惹了多大的祸呀！

但是，如果我们把府院之争，仅仅归咎于个人的原因，那对问题的认识就太浅薄了。从专制到民主共和，不会是一帆风顺，更不可一步到位。是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是要经过一番磨难的，而府院之争是不是这磨难的一部分呢？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我们肯定要有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的。而更深层的是经济的原因，也就是受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历史局限性。而走向民主共和，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一代与民主共和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的新人。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之为合格的公民，或许是民主共和的真正基础。而这一代新人，同样是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才能培育长成。

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这两种制度各有优劣，总统制度下，个人的权力要大一些，优势是效率高，劣势是个人弄不好要胡作非为。而内阁制应该是正好相反。至于哪个国家更需要总统制或是内阁制，或者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西方的共和体制，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个完善的过程的。从这两个制度不难看出，他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府院之争”，所以演绎出两种较为典型的制度。

而无论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和封建皇帝相比，个人的权利都是很有限的，有法律和制度对其制约。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国家有力量保障法律和制度对个人权力的制约，或者是国家已经发展到法律和制度对个人的权力有制约的能力。

我们还是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吧。

开始时，在冯国璋看来，他当了副总统都高段这个总理一头，当了总统至少要高段两头了，自己是要做一下姿态的。所以能主动的放低身段，主动的胸怀若谷。这样，当然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他品出滋味了，原来和段共事的这个总统，差不多是啥也不是，这情何以堪呢？

你退一步，人家说不定要进两步。不行得争。

这争执的第一遭，是军权，这也是历来总统总理间的争执焦点。冯就任不久，就想恢复“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国务院设立了“参陆办公处”，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统率办事处”。

冯要过问全国大事，坚决不做有名无实像个泥塑的大总统。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自民国六年十月八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可是，总统总理之争，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

在用兵方面，段的主张是武统南方，而冯和陆荣廷唐继尧有交流，希望和南方和解。

在对四川用兵时，是平定四川内乱，从表面看是不得已而为之，两个人没产生太大的分歧。但是对湖南用兵不一样，于是，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化了。

段派傅良佐督湘后，湖南旅京士绅要求政.府勿在湖南用兵，他们向冯请愿，冯叫他们去问内阁。这就是明明告诉请愿的人说：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与我冯国璋无关。

刘建藩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内阁决定下讨伐令，冯认为这是小题大作，应该大事化小，所以冯便不肯在讨伐令上面盖印。

当湖南战事发生后，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没有颁布。有人把当时的情势如此形容：“段内阁对外（指对德奥）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冯段两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盘，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

不过，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时，必须越过长江，要经过直系的地盘。直系地区虽然分散，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通道，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

需要合作了，冯手里有了筹码，也就可以互相牵制了，于是，冲突也上台阶。

段的武力统一，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

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梦想，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曹是着名的亲日派，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和重用曹有很大关系。

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这便是后来有名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的背景是：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鲸吞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又收加紧控制掠夺中国之效。

日本的经济状况，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

因此，日本便采取了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以获得掠夺中国种种特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才有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

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

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实际上，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

同时，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府名义出面，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这是日本政.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的野心。

为取得这笔款项，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