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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8章 光荣同样属于胡适(1 / 1)

前边提到过,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早就有意请胡适加盟并委以重任。

192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正式决定,派高梦旦专程北上,邀请胡适南下。

4月,高梦旦赴北平,几次敲开了北大红楼西面不远的钟鼓寺14号的大门,这是胡适搬来不久的新住处。

高梦旦极为客气地请胡适去“帮他的忙”,“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他还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雄居远东最大出版机关的商务印书馆,财大却不气粗,烜赫却不凌傲,竟如此的谦和、诚挚。胡适开始婉谢,但终于不便坚持,答应暑假“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

高梦旦提出胡适带家眷同去,并且重复提了几次,对此,胡适倒是没有答应。

张元济自然极高兴。5月15日致函胡适表示:“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

6月23日,高梦旦又致函胡适:“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笔墨所能尽,可俟到沪面详。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则移眷是也。”家眷同往,高梦旦几次面请,现在又说,惟此事要“预定”。如果表示客气,也不必说得那么多,那么重,这就有点诡谲了。

有人认为,一向淳厚甚至有点古板的高先生,在这里使了个“半诳骗”,想用家眷拖住胡适。或许他们听到风传,胡适惧内,想通过好生接待,取得江冬秀的好感,对胡适施加影响。商务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可谓“费尽心机”、志在必得。

胡适是个大忙人,这年春天又病了一个月。他做学问“发愤得不近人情”,届时政治热情开始“破茧”,又刚刚送走恩师杜威,有太多的事要办,有太多的文章要写。

但他没有爽约,7月16日冒着酷暑,乘津浦线火车离北平赴沪。

翌日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庄伯俞、王仙华、颜任芝等商务高层到车站迎候,自不在话下。当时《商报》报道称:该馆“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该馆扫径结彩”,“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梅兰芳在天蟾舞台“第一日登台一样”云云,极尽渲染夸饰之词。

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认真的。他中断多时的日记,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邀请之事。

胡适到沪后,他后来回忆说:“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

他深入编译所各部门和图书馆,列席编译会议,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郑贞文、杨端六、华超、钱经宇等人讨论改革措施。杨端六畅述“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遂又递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列十四条。此外还有华超、郑振铎、郑贞文等也写了书面意见。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又身处商务多时,有深切的体验。胡适的到来,无疑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使他们的许多想法得以整理,从蒙眬变得具体和清晰,然后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商务印书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留住胡适。

老辣如张元济,因求才心切,终于“金沙成翳”而看走了眼。但得与失是很难说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胡适是个重情义、懂感恩、有担当的人,他不能加盟商务,但他深深地知道,对商务的最大回报,就是推荐一个合适的人自代。也许他心中早有人选。他在声望上,与胡适不啻霄壤之别,却也是个将帅人物。胡适心中早有对商务印书馆更重要,和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王云五。

王云五比胡适略长几岁,只读过三年书,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秘书,在中国公学教过胡适英语,还辅导过他“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届时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一个小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立志要打倒”商务印书馆。

7月23日,胡适到沪才一周,便去拜访老师王云五。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王云五频繁互访,倾心长谈。

自然,胡适推荐了王云五;自然,胡适返回了北平。叫人拍案的是,商务印书馆竟然接受了33岁的王云五。在这个历史关头,张元济思变,高梦旦让贤,胡适担当,商务印书馆的几个老前辈,用胡适的话说是“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

这不是说故事,也不是演电影,而是真人真事。

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群人,曾经有过那样的辽远眼光,有过那样的决断气魄,有过那样的宽广胸怀。

胡适特别赞赏这件事,说“这是一件美谈”。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老辈”,“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他也极自得,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胡适于9月7日离沪返北平,他应该不会有遗憾和惋惜,反而有一种卸担后的轻松,和完成一件大事的欣慰。

返北平后,胡适陆续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计一万多字。从大政方针“用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提倡那些须提倡的书”,“用研究的态度来做那些营业上利益最大最厚的书”;以及图书馆,科学实验室,编译员会议及编译员各种待遇,古籍、教科书、字典出版等等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都谈到了。

9月底,张元济前往北平,10月1日,胡适送来考察报告,三天后,张元济与胡适详谈,认为改革提议都切实可行。

当年12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王云五有些怯场,这毕竟是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最核心、最具主导地位的部门——只肯做高梦旦的副手。但胡适的举荐成了伯乐的鼓励,商务的信任又推演了这种鼓励,使他如帆鼓风,如马策鞭。他持“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方针,进行整顿,引进了朱经农、竺可桢、顾颉刚、杨杏佛、秉志、胡明复、唐钺等国内知名学者,给商务带来了新气象。

1930年又任总经理,实行“科学管理”,既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一点一滴地渐进,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创,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艰难奋斗,终使商务得以恢复并发展,出书册数从1921年的772册至1936年猛增到4938册,翻了六倍以上,占全国分额的近53%,实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二次飞跃,与当时麦克米伦(mcmillan)、麦格希尔(mccraw-hill)并列为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气、学问和商道于一身的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得到公认。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万雄先生曾说:“从世界范畴,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

北京大学教授郑师渠说:“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

而胡适不是一次抽彩和冒失,是他深刻智慧和伯乐之能,把一个合适的人物推到了合适的位置上。

光荣属于王云五,光荣属于张元济和高梦旦,光荣同样属于胡适。

当然,这些都为后话。

忙人到哪里都要忙。胡适赴沪专门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但人一到上海,各种各样的事就找上了门。而胡适则又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只能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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