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会过老娘吕雉，又回太子宫修养一夜，次日天刚大亮，刘盈的身影，便再次出现在了司马门外。

刘盈此行的目的地，自是位于尚冠里与武库之间的相府无疑。

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刘盈此番出宫，并未大张旗鼓的带上大队护卫，也并未乘太子辇车，只带上三五禁卒，便自司马门徒步出了宫。

踱步缓行于蒿街之上，看着街上那稀稀拉拉的几道百姓身影，以及那一张张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灿烂笑容，刘盈只觉一阵心旷神怡。

“国之大事，唯戎与祀。”

“民之大事，独食与货啊······”

自顾自发出一声感叹，刘盈的面容之上，也不由涌上一抹舒心的笑意。

此番，郑国渠得以整修，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渭北地区，尤其是郑国渠南北两岸的百姓获益。

顶天了去，也就是秋收之后，朝堂能从这片区域多收些农税而已。

但实际上，就刘盈此时亲眼所见，远距郑国渠上百里的长安百姓，面上都无一不挂着的憧憬、愉悦就不难看出：郑国渠得到整修的红利，绝不只是沿岸百姓才能吃到。

道理再简单不过：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值。

刨除爆发战争等人为动荡，以及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之类的意外状况，关中地区对粮食的需求，基本上是恒定的。

即按关中民九十余万户，共计五百余万口，每人每年二十四石粮食的消耗量计算，关中每年的粮食需求，便大致在一万万二千万石上下。

如果再算上如今，大多数农民只吃七八分饱，且都是粟米、粗粮杂食的习惯，关中一年的粮食需求，甚至可能还不到一万万石。

与这不足一万万石的需求量相比，关中的粮食产量，大致是多少呢？

——汉六年，天子刘邦颁《授民田爵令》，凡关中百姓，每户得田百亩！

这样说来，如今关中九十余万户农民，便有田九千余万亩。

按照平均亩产三石计算，再去掉十五税一的税率下，需要上缴给国库的农税近二千万石，关中一年的粮食产量，也至少在二万万五千万石以上！

不足一万万石的需求量，超过二万万五千万石的供应量，按理来说，这就是妥妥的供大于求，关中的粮价，本该低到令人咂舌才对。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土地贫瘠，耕地稀少的时代绝无仅有的‘天府膏腴’之地，关中大地产出的粮食，却不单单只用于‘自足’。

——荆吴、淮南、长沙等地，遍地沼池，雨林遍布；

——燕代位处北墙，上、代两郡，包括北地、陇右等地土地贫瘠，粮产极低；

再加上境内多山丘荒野，少有耕地的赵国，以及情况类似，民多依赖商业为生的齐国······

林林总总算下来，当今天下民三百余万户，近一千七百万人口，每年近四万万石粮米的需求中，绝大部分，都需要仰赖巴蜀天府之国，以及关中膏腴之地的‘出口’。

这样一来，明明是粮食供应大幅超过需求的关中，在将超过六成甚至七成的粮食产出‘出口’关东之后，却也隐隐有了些供不应求的趋势。

或许听着有些奇怪：自己吃都不够，关中的百姓为什么还要把粮食往外卖？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很好理解。

作为一贫如洗，空坐良田百亩的农民，关中绝大多数的百姓，都是基本没有粮食储存能力的。

这就使得每年秋收之后，绝大多数百姓，都只会勉强留下过冬所需的粮食，剩下的部分，则只能以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那些‘凭空出现’在田间村头，挥舞着大把铜钱要购粮的粮商米贾。

粮商米贾自也不是慈善家，得了百姓手中的米粮，显然更愿意将这些低价购得的米粮运到关东，再以数倍于收购价的高价，卖到关东那些土地贫瘠，粮价高昂的地区。

反过来，关中的米粮大半被卖到了关东，又使得关中的米粮愈发稀缺起来，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关中的粮价，自也是水涨船高。

在这种情况下，刨除粮商串联起来哄抬物价不说，关中粮价的决定因素，就不再是单以关中内部的供需关系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关中的粮食产出-整个天下的粮食需求’，这二者之间的供需关系。

夸张点说：要想让关中的粮价因‘供过于求’而下跌，就要使得关中的粮食产量，在足以供应大半个关东的同时，剩下的部分，也依旧足够供应关中。

这也是过往十数年，关中粮价居高不下，甚至在国祚鼎立之初，一度暴涨至八千钱一石的原因。

——关东连年战火，为了供应关东上千万百姓的口粮，关中实在是‘压力山大’······

而现如今，太子刘盈奉天子刘邦之令，彻底整修已经荒废不堪的郑国渠，乍一眼看上去，似乎只是关中，甚至是只关乎渭北数十万户百姓。

距离影响关中粮价，光是一条郑国渠，似乎差的还远了些。

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就是一条三百里长的郑国渠，就确实能影响到关中，乃至于整个天下的粮价！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关中、巴蜀二地是整个天下的粮仓，那渭北，尤其是郑国渠南北两岸，便是整个关中的粮仓！

盖因单单一条郑国渠，便肩负着南北两岸近三十万顷，合近三千万亩良田的灌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