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玉在办公室里卷宗反复看了几遍，愈发觉得这里面疑点甚多。他觉得，这事大约不是简单的“拍花”“抢劫”“伤害”这么简单，很可能背后还有什么阴谋。但是他想不出来。

他努力的来回联想，就是没办法把这件事和冒家的案子联系起来，最后只能放弃了。

“运气总不能一直在我这里吧。”他无可奈何的想。

高重九却早就有了思路，不过，这个思路暂时他还要保密。一来他不是很有把握，如果没有结果，未免显得太冒失；二来他也不想过早在李子玉面前暴露思路。

高重九干了一辈子的快班衙役，侦察缉拿是一把好手。不过，过去当快班衙役，破案主要还是靠经验的积累和社会关系。这两者，前辈都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他刚当衙役的时候，也是拜了师，做了十几年的“白身”，师傅老了退职举荐他接替，又孝敬了班头和吏房书办一笔钱才混上“正身”的。

别看正身、白身都是在快班混事，外人见了无不畏之如虎，但是在行内人而言正身是虎，白身只能算是狐。各路来城里“挣钱”的人马是不会把钱财孝敬给白身，白身也不能持票拿人。只能靠敲诈勒索小民和办案的时候跑腿分润一点汤水而已。高重九从一个白身熬到正身，个中滋味也难与人言。因而把自己的经验和“关系”看得特别重。

澳洲人来了之后，因缘巧合破了大案，高重九也从默默无闻的“留用人员”，一跃成为“培养对象”，送到临高参加了警政短训班。

这个短训班虽然不过两个月时间，却大大拓展了高重九的眼界和思路。在欣赏之余，他也有了很大的担忧：在澳洲人的体系下，原本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悟”到的办案的技巧和思路都可以通过系统性的传授来获得的，而社会关系呢，又能够通过警务机关建立的各种系统来获得。户籍、保甲、线人这些都不是澳洲人带来的，但是澳洲人显然能更有效的管理和使用这些措施。这使得任何一个刑警都可以迅速的掌握侦缉资源，独立的开展工作。

高重九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自己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和澳洲人素无渊源澳，也不是主动投靠的，留用他无非是看中了他的“经验”和熟悉本地情况。但是现在，广州的下层社会正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荡涤。上百年的陈泥老垢被不断的清洗出去，社会管控也愈来愈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在下层的社会关系正随之“贬值”。

因而他的危机感很重，很想能就此再破几个要紧的案子。把的自己的职务和衔级再往上提一提。毕竟“资深探员”只是个“员”，最好带个“长”。

这次的案子，以他的经验绝对不是故意伤害或者抢劫这么简单。现在他已经成功的勾起了李子玉的兴趣。李子玉不但现在是他的上司，关键在于是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的“新人”。澳洲人除了从临高带来的“北上支队”的干部之外，最看重的就是他们这些本地考入的公务员。让他出面，有利于争取警务资源。

但是这个出面也得“点到为止”，否则就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他高重就并不介意当“小兄弟”的“助手”，但得是“左膀右臂”的那种。

高重九到了自己常去的茶馆，通过伙计把自己常用的几个“白身”都叫了过来。冒家案中出力的几个“白身”现在都已经正式入了警－－虽说对兄弟们来说的确是桩好事，但是对他却很不方便了。这些人入了警就是警局的人了，有自己的工作内容，也就没法差遣了去办事了。

幸好，他夹袋里还有几个人，要么是警局认为历史有较大污点不适合重新入职的，要么就是不愿意再干这行的，但是不介意赚几个外快的。这些人，在新的体制下统一被纳入了“线人”体系。

“你们几个去各处收兑银子的地方，打听一下一月十一号之后这些日子没有人兑过银子，整得散得都弄清楚。”

他说得收兑银子的地方当然不是中储、德隆和部分钱庄这些“市政府指定兑换点”－－币值改革之后，为继续收兑社会上的白银和铜钱，中储行指定了一批金融机构作为收兑处。白银持有者将银子带到这些地方，经过看色秤量就可以兑换到相应的银元和纸币。

本地的百姓，出于各种目的和需求，有时候会有把银元和银元券重新兑换成秤量的白银的需求。而元老院只承诺银元券可以兑换成银元，但是不论银元还是银元劵，都不能重新兑换成白银。

兑进兑出，便给投机分子以一定的套利空间。相应的黑市也就应运而生了。

财金省自然不能容忍这些投机分子的存在，也搞过“打击”。不过就和旧时空一样。只要套利的空间存在，“票证贩子”“黄牛”这样的人始终有其存在的灰色空间。

高重九估计，这伙劫匪因为银子来路不正，不大可能到银行钱庄这些地方去兑换，只能去找这些银钱贩子去出货。

“……银子一共是二百两。苦主说有五个二十两的锭子，三个十两的锭子，其他都是散碎银子。对了，五个二十两的锭子有倾销行的字号，戳记是‘三江茂’。”高重九说着细节，“还有一件事。你们四下探听一下，最近有没有拍花的人来广州作案－－有消息立刻来找我。”

李子玉手头还有其他案子，把大市街抢劫案放下之后，又忙了一阵其他案子－－广州城里的治安比起元老院刚入城的时候有了好转，恶性案件大幅度减少。但是零碎的案子依旧很多。特别是盗窃案。因为广州的流动人口很多，而且还有一个至今没有完成户籍登记的庞大的疍户群体，这使得盗窃案的破案率低得可怜。不得不经常组织拉网式治安清查来破案。李子玉也因此疲于奔命。

正忙得四脚朝天，赵贵突然闯了进来。

“报……报……告……报告！探长……”

阿贵跟着李子玉也算是顺风顺水，大功劳没有，汤汤水水喝了不少。人虽窝囊，却也因为冒家的案子晋了一级警衔。李子玉从临高培训回来调入刑警科的时候，就把赵贵从治安科巡警队给要了过来，如今也是刑警科的探员之一了。当然，这事能办得如此顺利也靠了练霓裳对他“立场坚定”的赞赏，她认为赵贵虽然能力有欠缺，却有着最简单的“忠诚”。其他警察则都叫阿贵是“李子玉的跟屁虫”“李子玉的傻契弟”。

阿贵对这些称号倒是毫不在意，反而还有些得意洋洋。在这刑警科里，除了少数北上支队出身的干部之外，本地干部隐隐约约便以李子玉为首了。

“什么事？”

“该下班了……”

李子玉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七点半都过了。他作为刑事科的探长，理论上是早八点到晚六点，其实并无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忙起来干上一通宵也是常事，有时候下班太晚，过了关街闸的时间就干脆睡在局里。

见李子玉对工作还意犹未尽，阿贵又赶紧道：“再……再不走，一会街闸要关了。”

目前广州的治安形势使得警察局继续是采用宵禁措施，只是宵禁时间缩短为晚上九时开始，天明即止。

要在平日里，不回去就不回去，他如今一周最多也就回去两三个晚上。但是今天不同，李子玉的母亲专门托人送口信来，要他无论如何晚上回去一趟。

李子玉知道，父母是非常支持自己工作的。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母亲是不会专门把自己叫回去的。

“行，我知道了。”李子玉说着，动手收拾桌子。虽然是在警局内部，不论是案卷材料、参考资料还是其他什么文件，结束工作之后要么归还档案管理部门，要么锁回文件柜，总之是不能留在桌子上的。这是慕敏，也包括北上支队的警察干部们反复强调的

收拾完桌子，李子玉穿上制服，又正了正帽子和领扣。警察的冬季制服采用的薄呢款对襟式上装，较之夏季的棉麻质地的制服挺括的多。元老院如今渐渐有了钱，在服饰上也有阔气了不少。警徽、领章这些过去都是布制刺绣的，现在全部换成了金属质地。配上斜挎武装带，看上去煞是威武。

两人登记了出门，一路往回走去。阿贵如今还借住在李家。在路上不免便要絮叨些个人的事情。

阿贵第一百次的又嘀咕起乔姐的事情了。钟家覆灭之后，乔姐虽然没有受到牵连，无罪释放，她在广州并无亲人，从拘留所被放出来之后连个住处也没有。最后还是由慈惠堂收容了她，把她安排到善堂下属的平民生产合作社，专门生产服装，还提供简单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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