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终于显现出来，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子乡曲”的现象。

疯狂的土地兼并，让大批官僚、贵族、豪强、商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一个个“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毫其积委”，继而出现了“强者规圃以予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问题。

汉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董仲舒为其献策，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即给出田产限额，说清楚，最高能占据多少田产，多了之后，国家是要管管的。

然而汉武帝时期的管管，只存在于字面上，最多训斥几句，罚一点银子，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毛毛雨的惩罚，轰隆隆的利益，导致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汉哀帝时期，“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已成常态，无奈之下，汉哀帝“限圈”之策推行，当官的最多只能占据三十顷，商人不准随意占地。

不过汉哀帝也只能悲哀地看着土地一点点被兼并，因为他们的惩罚举措都没有跟上来。而缺乏管控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了豪强地主田庄。

三国时期与曹魏时期，主要的土地制度，那就是豪强地主私有制。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土地制度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均田制，这种制度是相对公平的，按人头分地，一个人分多少亩，简单，直接，粗暴，但不持久……

原因很简单，均田制是允许超额占田的，也是允许土地买卖、转让的，至于买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亦或是被抢走的，地主谁会在意这些。

再说了，生个人就得几十亩地，一开始地广人稀可以分得过来，你们天天造娃，人那么多，怎么分得过来？

既然均不了，还不如被拿走……

这是地主的思维。

哪怕是唐代后期不断制定法律，禁止土地兼并，但也无济于事，地主养成了，一个个都是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谁能管得住？

宋朝并没有吸取唐代灭亡的教训，宋朝是一个很厉害的朝代，他们在土地关系上，采取的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

意思就是，只要朝廷能收税，你们该怎么兼并，那就怎么兼并，随你们自己玩。

这种政策的存在，导致宋代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程度，哪怕是北宋玩完了，他们也不认为是土地关系的错，南宋接着玩。

因为土地都在地主家里，所以整个宋代，真正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是极少数的，而没有土地，依附于地主的佃农却是大多数的。

也正是因此，宋代的租佃制度极为完善，甚至还出来了专门的租佃合同，租佃法律……

当然，主要是保护地主家利益的，比如你累死了地主家的牛，那你就是地主家的牛，如果地主打了你儿子，那人家是没半点损失的。

后来元朝时期，统治者是蒙古族系游牧民族，人家骑马的人，谁会管土地问题，只要有草原，那就是够了。

所以在元代初期根本就不管土地的，底下怎么整，没人在乎。

后来忽必烈也意识到，总不管土地也不行，所以颁布了一些法律，但元朝的法律，就像是他们手中的马鞭子，自己用来打人的，不是拿来抽自己的。

所以，法令可以颁布，但蒙古人是不需要遵守的。

于是出现了“今王公大人乏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之事。

元朝的覆灭，与地主过度剥削、农民没有田地有着直接关系。

朱元璋他们家一开始就是地主家的佃农，多悲惨？

死了都没地方埋……

后来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颁布一系列法令，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在土地所有问题上，直接规定，只要是你耕垦的、开垦的土地，那这些地都是你的，而且三年赋税徭役全免。

所以在明代初期，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是相当多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设司农司，“计民授田”，分配了部分土地给农民，洪武二十七年，鼓励开荒，给予其牛、农具……

但朱元璋没有遏制土地兼并，他默许兼并，默许土地集中起来，其分封藩王，这本身便附带着分封土地，加上明代初期的藩王，大部分都带着“野心”，多占几百万亩地也很正常。

一些藩王甚至直接将所在城池当成了自己家，整个城的大部分，都成了王府产业，城都能占，占个地算什么……

朱允炆知道明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有多厉害，所以推出了“遏兼并国策”，然而，这条国策也有漏洞，那就是允许“合法”买卖。

虽然设置了农税司，把关买卖环节，但人家你情我愿的事，朝廷实在是管不住，所以导致了一个现象：

“遏兼并国策”提高了交易成本，但却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自从杭州知府虞谦上奏以来，朱允炆都在苦思冥想，寻找破解之法，而五年基建规划，也是朱允炆破局土地兼并的一条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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