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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四章共同发财(1 / 2)

我在明末有套房 tx程志 2171 字 2021-12-29

第八四四章共同发财

“臣明白了!”

“明白就好,作为帝国的首相,解决任何问题不能太简单粗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当虑百年事。三五十年内,我们需要丁口有高比例的净增涨,但在三五十年之后,这种高比例的净增涨,是不是还是合宜的?你都要考虑到。不能此时头痛医头,三五十年后再头痛医头,”

全旭笑道:“大明现在是超级大国,有亿兆百姓,有任何差错都会给百姓造成重大的损失,就像人口问题,提升人口有很多种方式,而降低生育年龄,依靠法律问题来制约民众,不仅仅是最愚蠢也是最混账的行为,权力可不是这样用的,老百姓不是木偶,不是傀儡,他们都会思考的人!”

“臣受教了!”

导致当世高夭折率的因素很多,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生活习惯不良、抵抗力弱而医疗条件差,世人多子对幼儿照料不足,都是高夭折率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全旭实施新政,包括城市的建设,即使没有条件实现现代城市体系,也基本上是照近代工商业城市进行规划、设计。特别是环境卫生工作的治理,小小的卫生环境治理,可以杜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疾病和百分之九十的疫病发现。

全旭的新政一旦实施,甚至没有刻意的去重视高夭折率的问题,就仿佛发生奇迹似的、高矢折率立竿见影的降了下来。

大明帝国想要最终奠定根基,没有人口上的优势是不行的。同时,密集的人口,能保证新兴产业获得足够多的剩余劳动力以及足够庞大的销售市场.

人口多有好的一方面,而一旦人口超量,消耗资源过多、国内矛盾将循环激化的弊端就会日益暴露。

在后世,全旭其实也遇到过非常多的无奈。

就像计划生育政策,早在建国之初,天朝的婴儿夭折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建国后很快就进入了人口的调整增长期。

随着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医疗条件的提高,人口增加的速度逞爆炸式增加,可问题是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粮食的产出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过多的人口,也会使土地所产出之米粮不足,兼之兼并横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不会平衡之道,天灾人祸皆能掀起灭国之灾难。

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进行有计划的生育。

至于眼下,全旭更不怕人口增涨过速,他所行的对美洲的殖商渗透政策,以及北非的吞并政策和天竺的洗劫政策,也恰恰也需要输出大量的剩余人口。

全旭也是出于种种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考虑跟权衡,遂将人口过剩的隐忧压下不说。

不过,对于政务院的意见,他还是以客观公平的态度进行评价:“因公而有争议,是好事,讨论得越彻底,将来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小!”

沈明泽充基量是中人之资,不过,他却有一个优势,努力学习,擅长举一反三。当然全旭为他定下了“首相当虑百年事”的基调之后,他就在政务院内部工作会议上,学习了全旭用数据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首先就是借助皇家学院的资料和人力,进行了从秦朝到大明朝逾一千七百余年间,山西、陕西、河洛地区共出现一千两百多次旱年。

但是,大规模旱灾,共计十三次,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宋朝以前为频。

经过这次数据和资料的对比发现,随着这三四百年以来,旱涝灾害自然灾害的频率比宋朝之前增加了三倍有余。

大明从来不缺乏聪明人,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沈明泽等内阁大阁开始连续坐阵京城的皇家学院,针对这个问题邀请学者和教授进行讨论。

这次学术性的讨论,还有外籍人士加入,分别是参与过徐光启修撰《崇祯历法》的汤若望、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等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来自大明各地的学者,以及专业人士。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中国的历朝历代,皆设太史。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太史会记录下来各种史料,就是因为这种史料的存在,可以更好的了解西周以至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发现,黄河改道、变迁甚至、溢口、漫堤与北方旱灾都提高了将近三倍,另外是一个问题是关中地区。

就像西安城,也就是长安,有的历史说是十七朝古都,有的则认为是十三都,有的则认为是六朝。各种观点,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断代不清,基本上都勉强可以站得住脚。如果以最客观的角度来说,长安就是六朝古都。

为什么在唐朝以后,长安就不再被当作国都了呢?

就这个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

就像后世,只要是自驾车经过函谷关和潼关,就难以理解,为什么秦国可以以函谷关以拒东方六国百万大军?

函谷关的所谓涵道确实狭窄,可是两侧的山顶都可以通行?难道关东六国就不知道从山上绕行?同样的问题,当时函谷关两侧是桑稠塬,生长着天然桑树林,几乎寸步难行。

可惜,到了唐末那里的桑树已经被砍伐殆尽了。

经过这一些的变化,大明的皇家学院开设了新的研究课题,如《论关洛水旱事》,另外《灾害与环境》。

就是这几年在鼎新朝旱灾减少,因为全旭废除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不再需要用神化自己,在漠南漠北,游牧民族消失之后,其实也不算是消失,主要是改变了他们逐草而居的生活习性。

中国历朝历代,能够控制远东和瀚海的朝代不少,然而,无一例外都存在着治理方面的隐患,全氏大明不仅向北方各省移民,同时是禁牧制,等同于在诸胡及羌夷外族势力头上加一道箍,严格限制其势力的壮大,这点很受军方的支持。

游牧民族养羊,而且以山羊居多,山羊的生活环境比较差,形成相应的生活习性。山羊的取食能力强,生活适应性强。草根的干物质含量比叶茎部分多。营养更丰富。在休眠期间草的营养主要蓄积在根部。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游牧民族只要人口增加,北方的草原生态系统被破坏之后,就会引起环境恶化,也会引起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进行为了生存的殊死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