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试想，朱劲松这个大明皇帝跑到草原上游玩，回头报纸上写一写朱皇帝的行程，再写一写朱皇帝夸赞草原上的风景有多么美丽，牛羊肉有多么好吃，那些比较富裕的大明百姓肯定也会想着去草原上游玩一番。

这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了。

可是这种玩法也有弊端。

首先就是朱劲松不可能把行宫盖的哪儿哪儿都是，毕竟人均年收入在一千龙元以下的地方多的是，倘若有一千个县城的人均年收入在一千龙元以下，难道让朱劲松盖上一千座行宫？

就算盖一千座行宫的成本不用考虑，也必须得考虑到朱劲松分身乏术的问题吧？一千座行宫，一天换一座也得三年的时间才能换的过来！

其次则是可持续性。

这种玩法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一些，后续呢？

大明百姓不可能一天天的屁事儿不干，整天跟在朱劲松的屁股后面跑到各处去游玩。

更关键的是，这种玩法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水平，但是站在整个大明的角度来看，这种玩法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所有通过虚拟的、非实体的玩法发展起来的经济体，都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傻贼鹰家的某条街足够牛逼吧？说是一条街能够影响整个小破球的经济也差不多。

可是这条街能经受的起什么冲击？

一旦大型的危机出现，这条街上面的天台都会变得很拥挤！

反倒是实业的承受能力更强——比如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罗巴主权债务危机这两次，每次都是被人称为墨守成规、不适应新时代的“老欧罗巴”德国最先在短暂波动之后好转。

仔细斟酌了一番后，朱劲松干脆摇了摇头，说道：“像通过旅游之类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经济，经不得大风大浪，朕不打算用这种法子来提高百姓的收入，倒是更喜欢通过办实业的方式来让百姓变得更加富裕。”

“所谓国富民强、国强民富，朕希望百姓能在富的同时也强起来。”

听朱劲松这么说，曾诚等一众大佬们顿时皱起了眉头。

国富民强和国强民富乍听上去差不多，实际上的概念却是天差地远。

国富民强比较现实，就像现在的大明——大明朝廷有钱，军队足够强大，大明的百姓自然也就有底气，哪怕是出了大明的国门也不虚谁。

相比之下，国强民富就不太现实——百姓富裕起来了，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民进国退的现象。

所以，曾诚等一众大佬们也希望百姓变得富裕起来，但是这个富裕不应该像朱劲松说的那样儿民富民强。

最好能控制在一个“度”的范围之内。

可是这个“度”的范围却很难把握。

而朱劲松在听完曾诚等人的担忧之后，却是差点钱笑抽——民富就有民进则国退的可能？这是什么新奇的狗屁理论？

民再富，能富得过国家？

民再强，能强得过法律和军队？

再者说了，朱劲松说的是国富、民富，国强、民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无论是国富民贫还是国强民弱都属于是取乱之道，国富的同时民也富，国强的同时民也强，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跟京城或者沿海的那些布政使司人均一千五甚至接近两千的年收入比起来，人均年收入不足六百当然只能算得上是贫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经济，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搞港口开发之类的。

比如说山区，比如说草原。

把所有百姓都迁往富裕地区是不现实的。

比如说百姓是否有故土难离的心态，又比如说那些富裕地区能否承载这么多的百姓。

即便是不考虑这些因素，也不考虑迁移百姓要支出多少预算，朱劲松这个大明皇帝跟曾诚等一众大佬们也不可能直接采取直接迁移这种近乎于一刀切的处理方式——真要是这么搞，大明得有差不多一半的土地被荒废下来。

朱劲松又接着说道：“朕以前就曾经说过，要想富，先修路。”

“咱们大明现在路修的是挺多了，无论是铁路网还是公路网都已经显出了雏形。”

“可是，咱们大明还是有很多地方没能富起来，这是咱们君臣的责任。”

被朱劲松这么一说，曾诚等一众大佬们都低下了头，就连一向喜欢砸人场子的刘鹤鸣等军府大佬们也都沉默了。

在中原堂口的文化当中，天下大同既是理想，也是目标。

即便采用功利性更强的说法，曾诚等一众大佬们也无法忽视大明还有很多地方的百姓正处于贫穷的问题——百姓不够富裕，大明还能稳定？大明没办法稳定，这个官可就很难当了！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想要让大明所有地方的百姓都富裕起来，却也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现实面临的问题照样一大堆。

山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种地不方便，毕竟山多也就意味着地少，再加上不沿海、运输成本等问题，所以就导致了工坊也不太好搞。

草原面临的问题跟山区所面临的问题差不多，而且还多了一个水土保持的问题。

仔细斟酌了一番后，曾诚干脆躬身拜道：“启奏陛下，臣倒是有个想法——陛下何不在草原上盖一座行宫？”

听到曾诚这么一说，朱劲松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说道：“朕平时都在京城，偶尔出去也都是微服出游，也不好跟钱聋老狗一样瞎显摆，闲的没事儿跑草原上盖行宫干什么？”

曾诚嘿嘿笑了一声，说道：“启奏陛下，臣以为，钱聋老狗盖行宫出游的做法是劳民伤财，可是陛下在草原上盖行宫的做法却能让草原上的百姓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