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北方属于“极轻”,但南方也并不重。
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负了,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道统”是一方面,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趁机偷袭”。
趁机趁机,首先得有机会才行,那么现在有吗?
有。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这就是机会。
本来,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你拒绝?
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只怕更难搞。
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
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是沉吟着,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
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程文很清楚,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
王锡爵是苏州首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金主”们的利益。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分担火力——万一将来还有这种事,你王锡爵总该顶在第一线吧?
而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前车之鉴”,程文觉得申时行对于商税方面的事情肯定会越发小心,也越发坚决的反对。
程文叹了口气,小声问道:“倘若元辅执意不允,司徒打算就此与心学派打一场‘商税议’么?”
“商税议”这个说法,明显是对比“大礼议”去的。高务实当然听得出来,这是程文在强调这件事的影响之巨大,搞不好会和嘉靖朝的大礼议一般波及全国,无数高官要员为此起起落落。
高务实也知道程文这话并不是虚言恐吓,大礼议之所以影响巨大,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件事割裂了群臣,是有明一朝最大也最明显的政治撕裂事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旧势力在政治上的综合较量、惨烈厮杀。
“商税议”会有媲美“大礼议”的影响吗?很可能会有,因为一旦申时行与王锡爵选择强硬反对,那么自高拱秉政至今的政治格局就会彻底打破。
实学派与心学派的斗争将再也不会如此前那样,双方各自守着自己的底线,在底线之上互相试探、争取。一旦这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掉,双方便只能抄家伙上阵,短兵相接,除非一方倒下,否则战争根本难以停止了。
然而,作为实学派重臣之一的程文很清楚,皇帝现在恐怕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他现在只想筹钱开藩禁,然后轻装上阵,积累进攻残元所需的物资、钱帛,完成二祖列宗的遗愿,中兴大明。
如果能完成这一伟业,或许将来皇帝的庙号将会是“明圣宗”,甚至可能是“明圣祖”!
圣!
何以为圣?
《谥法》中说: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虚己从谏曰圣;敬祀亨礼曰圣;行道化民曰圣;穷理尽性曰圣;穷神知化曰圣;通达先知曰圣;大而化之曰圣;博施济众曰圣;极深研几曰圣;能听善谋曰圣;裁成天地曰圣;睿智天纵曰圣;百姓与能曰圣;备物成器曰圣;备道全美曰圣;神化难名曰圣。
简单的说,就是完美!
“圣祖”这一庙号创始于唐朝,为唐玄宗李隆基专为祖先老子李耳所创设,后来成为历代皇帝专门追封自己家族中极具圣德的祖先。而在后来,冠以“圣”字庙号的皇帝,通常都是有着“再定乾坤”之伟业者。
彻底覆灭残元,征服大明二百年之死敌,混一寰宇,再立新天,这样的皇帝难道当不得一个“圣”字庙号吗?
反过来,有这样的“前途”摆在面前,今上能容许此时此刻出现一场如大礼议一般的群臣割裂吗?程文很是怀疑。
但高务实的脸色很平静,只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改革旧制从来不会是一番坦途,无论前路是鹿砦拒马,亦或万丈深渊,吾辈只以天下为念。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程文叹了口气,干脆点明主旨:“若皇上不愿于此刻见我两派纷争,则何如?”
“那便说服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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