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世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神宗实录》)

当然《明史》也有其他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以上这些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因此“经略”的实际最低“标配”大概可以看做是侍郎。换句话说，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即可以在皇帝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出任“经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神宗实录》)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这里当成动词来理解更为合适。

这样理解并没有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总督和经略都常常作为动词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咦？这里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担任了总督，又担任了经略。

那么综上所述，“经略”这个事职实在是非常笼统、模糊，定义十分不明确。皇帝以手谕形式向内阁“询问”这个“经略”到底算什么、是什么，实际上是反将一军：

你们说朕给的权力太过了，但经略本来就是皇帝临时委任的事职，给多少权力是从任务本身的重要性和完成任务所需的权力来综合衡量的，作为大明立国二百多年以来针对蒙古的“最后一战”，那是何等的兹事体大！朕给予“蒙元经略”超出以往各经略的权力有什么不对？

这四问，或者说这一问，着实是把众阁老给问住了。倒不是说找不到话来回答，而是无论怎么回答都很难把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文官重不重要？在阁老们看来当然无比重要，完全是大是大非方面的政治正确。然而，皇帝的意思也没错啊，消灭蒙元对于大明而言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确，谁敢反对这个观点，去孝陵或者长陵面前享受凌迟待遇应该是很合适的。

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大明朝的“得国之正”就是来自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大明朝的统治正当性的根本注脚。

既然无法做出比较性、选择性的回答，因此内阁只好运用“答题技巧”，避免谈论“哪个更重要”，反而转移关注点，开始讨论“经略”这个职务是否需要明确定义，以及如果需要则该如何定义，甚至还要讨论事职与经制官之间的关系该不该做出某些改变。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心学派的申时行、王锡爵，还是实学派高党的吴兑、梁梦龙都不打算“抢答”，最后居然是王家屏先开口了。

王家屏的风格一如既往，有事说事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将经略这个不常设的事职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就是说经略一职乃是因事而设，国家哪里出了比较严重的事务需要有方面大员临时坐镇，那么就设置一个专门的“经略”，事毕即罢。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经略一般权力很大，临时设置也就罢了，万一常设，谁来监督他，谁来制衡他啊？

王家屏的立场一贯比较中立，甚至相对来说他对实学派还有些许倾向，这话说出来虽然是针对了高务实，但本质上的确不是针对高务实这个具体的人去的，这一点连吴兑和梁梦龙都很清楚，因此两人也没有跳出来反驳，而是打算等等，先看申元辅怎么回答。

谁知道申元辅还没回答，许次辅居然很少见的主动掺和了进来，明确表示赞同王家屏的意见。他认为经略因事而设、事毕则罢的机制非常好，不仅可以灵活处理各种因为意外而发生、根本不可预料的大麻烦，而且不会导致结构性的权力失衡，从而避免给国家带来隐患。

申次辅意味深长地表示，诸公还是要就事论事，不要动不动就无限拔高——比如说当前这个问题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嘛，只要搞明白一件事就好：欲打赢此仗，真的需要经略拥有斩杀前线文官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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