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的记忆

“一稻济世”的功勋院士袁隆平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隆重悼念和深切怀念。这无尽的哀思主要来自袁老“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殊勋，也来自于许多人对“穷”的记忆。

最穷的时候还没有我，我记事时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出生、生长的豫北农村已经基本可以吃饱了，虽然主要是玉米面做的大饼、窝窝等，还吃国家救济的红薯干，但春节可以吃上几天细粮，吃上几斤猪肉，吃上一顿饺子了。我记忆中那时的猪肉特别香，一家煮肉全胡同香味四溢。我和妹妹、弟弟总是围着锅台转，渴望啃骨头，成块的几方肉父母不准吃，要留着待客。这样的机会好像一年就春节一次。隔壁的王奶奶总会“絮叨”：“你们就享福吧。最困难的是大伙食堂的时候，你爷爷一次端一盆汤撒到地上，就趴在地上舔，吃不饱啊，饿的都受不了，我的大腿浮肿，一捏就是一个坑。有一年全村就生了一个孩子，父亲还是食堂的厨师。”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活逐渐好起来了，基本上告别了粗粮，红薯干早成了历史，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但人们还是不富裕，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我记得村里最“富”（在外面做“倒爷”、卖服装的）的一个妇女赶集带了10元钱，成了村里当时一个天大的“新闻”，因为当时10元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当地有个“小满会”，一次爷爷带我赶会听戏，中午吃饺子，一碗才5毛钱。爷爷不舍得吃，只给我要了一碗，自己喝了不要钱的一碗饺子汤。特别是一旦有个“天灾人祸”，人们仍是“家徒四壁”。

这种不幸就曾“光顾”过我们家。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县高中的那年，爷爷因肺气肿住院手术，妹妹也被撞伤住院，家里的存粮卖了，父亲把新购的10多元的手表都卖了。我在看护爷爷的病房接到入学通知，表示不去上学了。我是“老大”，家里也缺劳力，回家务农算了。父母知道了，流着泪默默无语。在县城造纸厂工作的舅舅坚持要我上学，送来了15元钱，那是当年半年的学费。舅舅当时月工资才30多元，还要养活家里五口人。接替爷爷的村支书，也是一个本家的伯伯听说了，坚决不同意我的选择：“你是咱村第一个考上县高中的，全乡也没几个，今后就是大学生了，再难也得上。”当时的县高中是全省的重点高中，升学率非常高。村支书跑到学校反映我的情况，学校答应当贫困生对待，学费免三分之一，也可以以粮食抵饭票。村支书把自家的存粮100多斤小麦拖到乡里粮管站，把办好的手续交给我带到学校，还拿出10元钱硬塞给我。多年后，早已卸任的村支书因癌症死在儿子打工的外省，要就地安葬。我连夜开车赶过去，披麻戴孝送葬。

就读高中的三年，母亲经常为我准备“酱锅饼”（豫北农村的咸食，就是把腌好的咸豆等物在门板上晾干），我也经常吃榨菜。我记得5毛钱买个榨菜疙瘩就能吃一周，能省则省。后来读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头“孙少平”读高中的贫困生活让我深有共鸣，但已经比那时好多了。其实，那时学校的菜也便宜，肉菜5毛钱一份，鸡蛋、豆腐一份就两、三毛钱。高考报志愿，我选择的都是农林牧矿和师范、军校等，因为这些专业当时收费很低，或不收学费。最后就读的是师范大学，大学还供应一定量的饭票和菜票。大学毕业第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元，我却兴奋的不得了，妹妹弟弟还在上学，我急忙跑到邮局寄50元回家。

后来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我节俭的习惯始终未变。那年去香港，在迪士尼公园游览，突然起风下雨，冷飕飕的。女儿要买个夹克衫穿，我一问价格吓一跳，200多元，在内地就卖20多元。我马上搭地铁回旅馆拿夹克，来回一个多小时，旅游团的人都笑我：“真会过。”我也不在意，因为深知，“成由勤俭败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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