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弟兄四人，排行老三，年轻时候在蓬莱刘家旺一个大户人家那儿当厨子，烹饪手艺不错。每年春节仲秋，他都要挑一担子海货，从蓬莱步行回到莱西老家，一走一天。随身携带的还有自己积攒的工钱。他把工钱不断用来买地，姥姥翘着小裹脚，拉扯三个孩子一起种地，迫不得已才雇一个短工帮忙，累的母亲至今有腰腿疼的毛病。

母亲和大姨都没有上学，只有他们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上了个完小。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了，舅舅要娶媳妇，就要建婚房，姥爷很赶时髦地买回好多玻璃，要盖几间锃明瓦亮的玻璃窗房子，毕竟在解放初期的玻璃门窗是很少见的。

解放了，土改了，姥爷因为家里有些土地就被划成了富农。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于1950年——1952年，完成之后马上进行土地的复查，约结束于1953年。复查期间，姥爷买来的一摞摞玻璃出奇地倾倒破碎了。

关于姥爷的一切都是听母亲说的，因为姥爷去世的很早，六十多岁的样子吧。据说他得了痢疾，却买不到仁丹，在招远教书的父亲接到电报后买了仁丹带着母亲和大哥赶回老家，姥爷已经去世了，母亲把仁丹撒在了坟头上。

说起父母的婚姻，还要提到姥爷的四弟弟，也就是我的四姥爷。他也是年轻时候闯荡滨海，在资本家的电灯泡厂打工，他脑子活泛，挣了钱不买地，而是把四姥娘接到了滨海，一连串生了五个儿子两个闺女，大舅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五舅是一个中医大夫，二舅在济南工作，三舅是个工人，只有四舅在老家娶妻生子，后来四姥爷年老退休，也回了老家——我童年时候和面筋粘知了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这个大高个四姥爷。

四姥爷曾经在公私合营期间有段落魄日子，携妻带子避难老家，被人揭发要在大沽河活埋，有些侠肝义胆的爷爷知道以后，出手相救，于是就有了年纪相仿的我的父亲和五舅拜了把兄弟，两家成了亲戚。再后来，四舅姥爷保媒，把自己的侄女，我的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母亲应该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女，所以当老师的父亲非常满意自己的婚姻。婆媳是天敌，姑嫂矛盾也很普遍，当母亲哭诉我的奶奶和姑姑对她的各种欺辱以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带到他教学的招远，花山公社大原家中学。所以，我们姊妹四个有三个在招远出生。

父亲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受邀来到滨海自己的干爹家里做客，逼仄的小平房住了那么多人，叫父亲无所适从，尤其是舅舅们对他这个乡下来的“老巴子”并不是很热情，包括他的干兄弟，那个五舅。于是也就打消了爷爷叫父亲来滨海闯荡的念头，而是回家了，用功念书，并且考入了莱阳师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考入滨海大学，在滨海市某工地干泥瓦匠的舅舅家的二表哥告诉我，他叔大爷就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进入滨海市民的家庭，也是我大舅的家。他对我很客气，叫操着胡楠普通话的舅妈多做了几个菜，说些当年爷爷对四姥爷的救命之恩，并嘱咐我周末没事儿就来家里吃饭等等。在校园里见了这个穿西装扎领带腆着啤酒肚的潇洒教授，我喊了声大舅，并且站下来说会儿话，很有自豪感，因为身边的同学都很好奇——一个老巴子怎么会有大学教授做舅舅呢？

大舅家的小表哥在滨海电大上学，吃得好长得胖，这样的人嘴巴甜性情温和好客，所以就在过年过节我不好意思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就到学校找我去家里，甚至陪我喝酒。记得那年中秋节，我们喝了点酒出来散步，竟然在大学校园里的一座小山头看到了很多萤火虫，这个在我家乡是看不到的。他偷偷地摸出一盒烟，跟我吸烟，这是大舅极力反对的恶习。

五舅的小女儿竟然跟我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却不是一个系，通过大舅的撮合，我们认识了，并且也去过她家见了五舅和五舅母。当时他们住在其山村一个低矮的小平房里。五舅喝了点酒，聊起祖父和姥爷的交情，高兴处告诉我我应该叫他干爹，弄得一边的表哥表妹一脸惊愕。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的我，不但没有开口叫干爹，甚至后来都很少去他们家做客了。

表妹谈了一个男朋友，自己班级的，我们宿舍常来玩耍的他们班一个老乡的老乡似乎对表妹的男朋友进行了一些不好的点评，并且套进了我的观点。这话传到表妹那儿，她竟然某一天突然就找到了我的宿舍：“我的事儿你少参和。”弄得我一头雾水，所以就更少去他们家了。

大舅也知道表妹谈恋爱甚至在校园遇到过，他有些反感，并且对五舅教育孩子问题表示不满意，包括五舅家的那个表哥，据说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事。

我的高中女同学复读一年后考入了大舅的那个系，大舅见了老家孩子很亲热，竟然跟我说起她来。

我结婚的时候，大舅应邀参加，跟我的父母坐在一起。再后来，他退休了，也经常回老家看看，直到去世前，还叫小表哥开车拉着她回去赶了一个马庄集。

有一年他和老伴儿去我曾经工作的地方旅游，扯着嗓门喊我名字，同事告诉他我调走了，不过我对象还在，于是喊来了我对象，对老两口进行了安排接待，老两口很高兴。

听说他病了并且做了手术，我去看望他，他的啤酒肚小了很多。原来他胃部长了一个大瘤子。“哪儿是啤酒肚啊，原来是肿瘤。”他说话总是嘴角上翘，很幽默乐观的样子。

那天小表哥给我打过手机，我没及时接听，回头再回拨，不是占线就是忙音，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大舅去世了，我却没有去送他一程。

好多年了，跟小表哥以及大表哥的儿子都失去了联系，但是每次路过母校，总是忍不住看一眼家属区的那片楼，想起那个陪我喝威士忌加冰块的风度翩翩的教授舅舅。

“不能成为别人的礼物，就不要走进别人的生活。”我想父母之所以跟市里的亲戚们来往，一是城乡差别形成的自卑，二是距离的遥远，而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而更叫人瞧不起。这种基因我想也延续在我的生命中，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往往都是自己在坚持所谓的正义公平中难免遇到的，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所谓的成功，并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权利，要知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人的欲望需要去抑制，这就是所谓的修心，自我折磨的一种成熟过程。相对于此的便是“术”，他是用来折磨对付外界和外人的。回望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读过诸子百家儒释道，大多都是如此，而心术不正的人怎么会成为别人的礼物呢？所以要远离。相反，那些如谦谦君子一样的侠客义士，是我们追求的修行目标，他们不仅仅是别人的礼物，也是社会民众的礼物。

不识字的母亲嫁给父亲以后，一辈子没有离开我出生的小村子长久居住，除了招远的大原家，她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大哥大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我和二姐是回到老家以后出生的。

解放后不久，毕业于莱阳师范的父亲分配到招远大原家教书，那时候老家还属于烟台地区。父母结婚后，母亲便跟着父亲来到了父亲教书的大原家村。大队书记原茂林以及后来部队转业的杜春刚书记，先后帮忙给我们家安排过三四个农户家里的房子居住，有一个叫原希友的村民，憨厚老实，和父亲很谈得来，后来从招远搬家回老家，他就是其中一个热心人，推着独轮小车，和其他人把家把什推回来。上百华里的路程，要走一整天。姥姥说，当年走的时候，一车子推过去了，如今八年了，回家的东西装了五车，还多了两个孩子——大姐刚刚百岁。

母亲说和第一家的房东媳妇的关系处的不太好，她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兵起，小的叫兵王，兵王和我大哥一般大，1958年出生。

那个年代家家都穷，我家也不例外，虽然父亲有工资收入，可是每个月爷爷都要来一次，除了吃一顿饱饭，还要带走5元钱，所以家里就往往捉襟见肘。包括家里做饭的铁锅，一直是用房东原希斌的母亲的，直到后来家里有钱了才买了新锅。母亲把旧锅从灶台提起来想送给房东，结果因为上边粘了很重的黄泥巴，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铁锅破裂了，母亲心疼地哭了起来，善良的老太太安慰她说别哭，不就是一口锅嘛，我们暂时也用不着——母亲总是念着任何人的好，哪怕一丁点儿的善行。

母亲白天黑夜都要下地干活，包括冬天扫雪，然后把雪抬到麦田里；天寒地冻的农闲季节，大人小孩都到山上挖树坑，等第二年开春种树，包括果树。所以母亲说，大原家这个村肯定后来不会穷。夏秋收获季节，母亲和社员一样白天收获，晚上摘花生，脱麦粒，劳累的很。怀上大哥四五个月了，父母竟然不知道！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头晕脑沉，跟病了一样，社员建议她回家休息。向来要求思想进步的父亲看到后，竟然批评母亲搞特殊。母亲有气无力地请求父亲带她去附近的医院看看是不是得了病，结果大夫把脉后笑了：“你有喜了。”母亲竟然有些脸红了。父亲当然高兴，就把母亲带回家，生产队也不再安排母亲干太多的体力活，直到大哥出生。

父亲给母亲买了五十个鸡蛋坐月子，他却参加集中学习。那个时代的学习特别多。于是，房东大妈的女儿原子英就经常给我们挑水送来，母亲过意不去，就一次五六个地送人家鸡蛋表示感谢，自己却舍不得吃。人家那边推来让去，也是不好意思拿，或者用别的可以替代的互换。

有一次母亲做梦梦见姥爷要去开会，并且说不许回来，于是她和大姨以及姥姥送姥爷出门。她一早叫房东老太太圆梦，老太太连声说：你这个梦可不好！果然，三天后收到电报，说姥爷病重，速回，想吃仁丹。这里因为距离龙口较近，很多老家买不到的东西都可以买到，包括仁丹、海盐等。母亲说老家的咸盐珍贵的很，腌咸菜的缸底咸盐水都舍不得扔，要用来调味，每次回娘家婆家都买两布袋子咸盐，亲戚们分一分。

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和大哥回老家奔丧，姥爷已经出殡结束，吹鼓手和做法事的道士们已经从坟地返回，等次日圆坟。姥姥叫母亲去了坟地，母亲哭了一顿，把仁丹撒在了坟头。她至今记得两岁多的哥哥要用镢头把姥爷刨出来的话。

父亲不知道疼爱母亲，引发邻居的批评，包括一次会议上的批斗：头一天母亲干了白天的日工，晚上又到场院里摔花生到很晚，加上没怎么吃饭，回家倒头就睡了，次日一早，社员拍打窗户喊她出工她都没有听见。等她醒了，才发现天亮了，并且一辈子第一次也会唯一一次尿湿了褥子。社员集中开会，点名批评几个出工不积极的成员，包括母亲。父亲气急败坏，竟然提着母亲的全名，建议给母亲戴一朵意味着落后的小白花。而大队书记原茂林笑了笑说，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为人没问题，肯定是太累了。

母亲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大原家后，至今也有五十多年时间了。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了，我更频繁地喜欢回老家看望母亲，或者把她接到我的家里，听她无数次絮叨大原家，包括那里的人，那里经历的事儿。当他听说我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大原家的人，显得格外兴奋和亲切。我说，等我有时间，带你去看看，那里如今变化可大了。

据说父亲曾经叫二姐夫拉着他去过一次大原家，他也跟我提起过一个叫原子斌的学生，在胜利油田工作，也提过一个姓王的老师，似乎叫王振高，我还看过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似乎父亲保媒他的婚姻，他一直表示感激。父亲的记忆就很好，说另一家房东叫原希香，在村东头住。

母亲总抱怨父亲对她不够好，更不要说体贴了，并以此为反面教材叫我们对媳妇好。而父亲的解释是，那个时候的男人，大都是这样的不疼老婆的。

母亲总说原子英多么多么好，还说她的两个哥哥都当兵去了济南。她的姐姐嫁到了烟台，她去住了些日子回来后，看到自己的母亲掉了几颗牙，难过地哭了半天。

耳濡目染好多母亲的这段经历，我竟然慢慢地感觉大原家是我很希望去看一看的地方。国庆节八天假，但愿能满足母亲和我的这个愿望吧。

国庆节次日，我拉着母亲带上妻子，看完大姐，就照着导航路线去招远大原家，母亲说不要去了，路都记不住了，还要打听。我说这个你不要管了，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

车子走在省道上，问母亲有印象吗？她摇头。进入村子，我说到了，她感觉很神奇，看了四周，说：“一点儿过去的影子也没有了。”

我下车跟三个老人聊天，说起父亲，他们依稀有点儿印象，至于我们当时住的袁子英家，说就在西边，多年没人住了。她后来嫁到了莱阳……

车子开到村西南头，有公交车站牌，我说了几个村名，母亲点点头，可是，又摇头。

“走吧。”母亲觉得很失落。但是回头次日生日这天，她却高兴地跟舅舅、舅妈说去大原家的事情，很兴奋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