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理由也很简单，甚至有些摆烂。

属实是因为大契朝廷没有那么多人力和物力，去核算商客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应该缴纳多少税。

在大契这个年头又没有税务系统，也没有银行t+1结算系统，一个人能赚多少钱，可能连店铺里的伙计都算不明白。

甚至很多的掌柜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准确赚了多少钱。

大契朝廷的一个县令管辖范围是很大的，而且县衙要管理的事务是方方面面的，从刑事诉讼到劝农劝学，从水利建设到郡县发展。

甚至连县里的乡勇操练这种事，有可能都需要县令亲自去操管。

而就算把整个县衙里的官吏，再加上私募来的吏员全都放在一起，那也不过百人。

这百十来人站在一个屋子里看着挺多，但若是对接那么多工作的话，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朝廷对于县令的考核也是比较严苛的，最主要的考核部分主要集中在掌管的郡县内，人口增长指数上。

所以对于商税征收的事情，就算是县令想要收，那也是没能力收的。

大契现在的商税并不多，只是百两抽二，也就是一年的收入只抽取百分之二。

不过就算如此，商税这方面的征收依然是连年下降。

孙文钱给出的理由倒也挺充沛的，大契建国的时候，征收的商税比现在多多了。

而现在大契的商业，要比建朝初期还要好的很多，可商税却比当时少太多了，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孙文钱是这样认为。

这倒并不是朝廷政策的问题，而是商客之中普遍存在瞒税的行为。

但孙文乾认为，能出现这种事情全都是因为县令玩忽职守造成的。

朝廷应该把商税的征收，纳入到对县令考核里。

孙文钱的奏折一出，整个朝堂立刻震动了起来。

言官们纷纷指责，说孙文钱这种做法就是与民夺利！

其实言官们的说法倒也是正确的，如果把商税的增长作为朝廷考核的目标，而县令这个级别的官员，对于他们来说考核就是升迁标准。

如果连续两次考核都不通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被免职了。

真要这么一来的话，县令们为了自己的考核能够顺利通过，必然会将压力转到百姓身上，以此来填补商税。

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普通百姓因为县令征收商税而破产，好不容易过上的小日子直接破灭。

这种事情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的有先例。

言官们拿出前朝时期的教训，来反对孙文钱的奏折。

所以，孙文钱提出要加重商税的征收，这一说法直接就犯了众怒。

文武百官甚至普通百姓不满，但方景确实很开心，很满意。

他立刻降下圣旨，支持了这一条新政。

圣旨一下，言官们全都说不出话了。

上次他们被廷仗之后，对于皇帝的旨意敢于反驳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这次的新政，那可是皇上和政事堂次相一同颁布的法令，谁敢作对？

反对皇上很有可能被杖责，反对政事堂就有可能被发配。

难道是在燕京城为官不香了？

于是，在朝廷的反对声中，孙文钱下发的第一条法令得到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