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镇和宣府两军都对袁应泰的指挥怨气冲天，认为袁应泰面对烽火燎原的乱军缺乏应对，只知道一味拦截围堵，却不知道分进合击，集中优势兵力打硬仗，导致局面始终难以扭转，甚至导致了北直南北诸府乱军逐渐合流。

        尤其是顺德府的乱军北上与真定府白莲乱军汇合，使得白莲乱军气势暴涨，高邑、临城、柏乡、赞皇、元氏几个紧邻太行山的县份全数沦陷，成为白莲乱军最有力的根据地。

        十个月过去了，袁应泰手中掌握着超过五万宣府和蓟镇边军，但是却迟迟未能剿灭横行于北直隶的这些白莲乱军。

        而这十个月中，孙承宗已经指挥着山西镇和大同镇彻底扑灭了晋南乱局，也彻底将丰州白莲逐出了边墙，恢复了山西镇在边地上控制权。

        同样十个月中熊廷弼也基本剿灭了鲁南地区的白莲乱军，其余山东白莲乱军也基本上被逐出而逃往了西面的北直地区。

        从这个角度来说，袁应泰未能解决北直白莲之乱也并非无因，毕竟从山东逃过来的白莲乱军就多达十余万人，对本来就如火如荼的真定、广平、大名、顺德几府的乱局更是增添了几分烈焰。

        不过虽然山东和山西局面已经扭转，但是并不意味着整个山西山东就太平了。

        兵灾加上旱灾带来的巨大创伤使得山东山西两省小规模的民乱此起彼伏，白莲教的余孽依然在很多偏远山区十分猖獗，稍不留意就又会死灰复燃。

        所以无论是孙承宗还是熊廷弼都不敢掉以轻心，都仍然战战兢兢地在对两省进行清剿，力求渡过万统三年这一关键的一年。

        不过这一切都和冯紫英没太大关系，他要做的就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如数如期的将赋税和漕粮运往山东和京师，这一点对于冯紫英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信手拈来。

        这一年里，冯紫英也没有闲着，既然朝廷把自己放在了江南巡抚的位置上，而江南这一年没有兵灾战乱，天时也不错，那么风调雨顺之下，冯紫英自然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推进一些事情。

        像以巡抚衙门的名义鼓励工商和海贸，并支持移民东番和吕宋、旧港，尤其是要求江南报纸有针对性的介绍东番、南洋、虾夷等地的地理气候和物产路线，并号召商人们组建了一个探索拓垦协会和基金，扶持和支持有志于海外开拓的商人向外拓垦。

        像进一步推进港口建设、疏浚河道、修建堤岸等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利用巡抚衙门的一些权力，尽可能地克扣上缴朝廷的赋税，用于本地，这里边其实一样也有许多可供操作的余地。

        另外在教育上，冯紫英知道要触动士人的利益风险太大，但是他以兴办赈济学堂为名，先后在徐州、凤阳、宁国、松江四地兴办了四座商人出资，以救济那些流民或者孤儿为主的学堂，主要以习字和学习算术、建筑、测绘、农学、船务、机械、木工、探矿和冶炼等实务杂学为主，先后接纳了超过两千儿童少年，对外宣称也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学习几年之后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迅速找到一碗饭吃，不至于被饿死。

        即便是这样一个举动，也还是引起了很大轰动，因为开办学舍居然不是学习经义诗文，而是学习那些士人不屑一顾的杂学，甚至就是谋生技能，这未免太有失身份了。

        不过冯紫英也专门把学政和江南有些著名士人大儒招来，在原来南京国子监开了一个座谈会，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初衷。

        言外之意也就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从童生到秀才，从秀才到举人进士这么多十多二十年苦读坚持下来的，而学这些杂学和谋生技能，也能为那些无土无地的穷苦人家孩子寻找到一个最短时间谋生的机会，这也是从仁义救人的角度来考虑的，勉强平息了这些非议。

        冯紫英觉得这一年里自己做的事情不算少了，尤其是在“杂学教育”这一块开了一个自己认为很完美的头，尤其是在江南这种地方能够突破，殊为不易。

        当然这里边有士人们并没有将此打上眼，在他们心目中诗书经义和时政为科举核心，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至于杂学，那都是微末小道，不值一提，拿来谋生可以，但要说做官却不可能。

        总的来说，冯紫英自认为自己一年时间来巩固了原来的商界盟友，进一步促进了一些开明士绅向工商业主转化，同时也开始在教育上为工商产业培养人才开了一个头。

        当然一些惠及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捞取民心民意的必要手段，他当然不会吝啬。

        但这样继续下去，似乎也还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可让冯紫英觉得好像乏味了一些，他更渴望一些变革性的事情来挑战自己。

        刘东旸在山西那边打得很出色。

        当然这得益于邱子雄的突然反叛归顺，立即打了乱军一个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