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两口子勤扒苦做，每天都有进帐，半年下来，攒了近两千块钱。
那个时候的两千块是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八九万块钱。
他的四个孩子也乖巧懂事，日子越过越有了盼头。
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大队的李书记看到刘氏家族人口多，势力大，为了方便管理，想让刘忠出任小队的队长，这对于祖祖辈辈种田的庄稼汉来说，不啻于天大的好消息。
李书记让刘忠当队长，一是因为刘家的家族势力；二是因为他是刘家的长子嫡孙；三是因为他识文断字，会打算盘，写得一手好字。乡里安排的三提五统，民工水利，各种宣传标语，杂七杂八地，需要用到算盘和笔杆子的事多得很。
刘忠既能发挥特长，又能过过官瘾，当然求之不得。但小队队长的收入就不敢恭维了，全年工资六百元，比不上拉一个半月的搬运，并且是赊账，小队收不起来的欠款，有时候还需要垫付。
李秀为人懦弱，把自家的男人当做天，明摆着当小队长是个坑，她也不敢反对，再说反对也无效。
刘忠当上队长后，掏钱买了一辆百灵牌自行车，花了一百八十块钱，买了一块上海全钢防水机械表，花了两百四十块钱，购置了两套行头，花了两百三十块钱，从来都不抽烟的人，每天兜里都揣着一包白沙牌香烟，上衣兜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还买了一副墨镜和一个公文包，也给儿子刘子墨买了一套新衣服，前前后后花了上千元钱，家里那点积蓄也就千把块钱。
诚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刘忠的这身打扮还是挺拉风的，毕竟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刘忠身高一米七五，体格健壮，皮肤白晳，常穿一套青灰色中山服，头发油光水滑，戴一副墨镜，手腕处一块名表，脚穿锃亮的牛皮鞋，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笼头上还挂着一个公文包，走到哪里都有一副当官的派头。
刘忠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农活也不再插手。
李秀累死累活，刘忠左右看不顺眼。将两人放在一起，也确实不搭，一个比城里人还城里人，一个比乡下人还乡下人。
李秀每天早上起床后，先要喂猪、放牛、牧马，然后回来给孩子们做早餐，偶尔太忙了，孩子们只能吃两顿。
农田的活又多，那时候没有除草剂，田里的杂草都是人工清理的，水稻田里的稗草、鸭舌草、莎草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手扯的，田梗边的野草很容易蔓延到田中间，也要清理，农村人称之为砍盖边；棉花田、芝麻田都要锄草，要想把田种好，真的很不简单。
大姐刘芙心疼妈妈，主动承担起了做饭的活。刘芙虽说十二三岁了，但是身材瘦小，只有一米四左右，农村的灶台很高，小刘芙刚刚超过灶台，刷锅都刷不到底，刘丽就过来跟她帮忙，她俩用板凳垫脚，搭台做饭，做出来的饭可想而知，十分难吃。
那时候没有电饭煲，不说电饭煲，连电都没有。做饭时，要先烧开锅，还要淘米下锅，米下到锅里后，还必须用锅铲不停地抄动，以免粘锅变糊，米煮到一定程度还要将其捞起，称为搭饭，用筲箕将半生的米饭冷却，再刷锅洗锅，烧锅放油，有时还会在下面放上南瓜、土豆、青菜、扁豆、红薯、胡萝卜等等，上面再将冷却好的夹生饭倒上去焖熟，下面添的什么食材，就称为什么焖饭。
刘子墨最喜欢吃的是胡萝卜缨子焖饭，那种饭又香又甜又软，好吃极了，没菜也能吃上两大碗。
两个孩子勉强只会做饭，刘芙做了一次菜，却把指头划破了，吓得她再也不敢动菜刀了。
孩子们也不挑食，就着家里腌的豆豉、唱（腌）萝卜、腌菜、腐豆腐，吃得津津有味。
刘忠每次端碗吃饭，都会乱发脾气，搞得孩子们可怜巴巴地。他看到孩子们蓬头垢面也不管，相反的是一副嫌弃的嘴脸。
刘忠经常到乡里和镇上开会，见到的都是不干农活的领导，镇里的孩子们又不需要干农活，穿得干净体面，也显得活泼可爱。
回家后，再看看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真是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吓一跳。
眼界这个东西，真不好说，如果不去看外面的世界，刘家的四个孩子重情重义，乖巧懂事；看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家的孩子变得一无是处了。孩子没有变，改变的人是刘忠。
刘忠当了队长后，变得好像有了洁癖，以前拉搬运时，一回来就抱着儿子亲，现在儿子主动迎上来，也变得爱搭不理的了，勉强抱起来一下，也生怕儿子把自己身上弄脏了。
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过了四年，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刘成与王巧连生三个闺女后，第四胎终于生了个儿子，全家都高兴万分，这其中也包括刘忠和刘子墨。
刘忠高兴的是，老二有了正经人，老二这门的香火可以传下去了；刘子墨高兴的是，自己终于有个弟弟了，又多了个喊自己哥的人。
刘家人在高兴，有人却不高兴了。1982年国家就将计划生育定为了基本国策，历经两年，还有人敢顶风作案，完全置国法于不顾。
刘忠爱莫能助，同时他也是小分队成员，在个人情感上谁都接受不了。一般像这种情况，灵活一点的人都懂得回避
刘富手中当时有现金一万五千元，可他舍不得拿出来，再说也不敢拿出来，大儿子在房顶上看着，帮小儿子出了钱，大儿子那里没法交代。
刘富狠了狠心，转身离开了。
刘成虽说拉搬运搞了不少钱，家里六口人开支也大，他家没有种多少田，所以也没攒下什么钱，把家底掏空也只有四百元，再也拿不出钱来了，事情就僵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