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皮包放下！”孙德林厉喝。

“啊！”猛地受这一惊吓，老赵和老郭呆在那里，自行车倒了，皮包掉到地上

了。

孙德林示意汪家仁用枪监视赵、郭二人，他上前弯腰捡起皮包，刚把拉锁撕开，老赵和老郭乘机抹身就跑……

“不留活口”，汪家仁想着这句话，忙不迭地从孙德林右侧绕到左侧，抬手向

那两个人开了几枪……但他的枪法实在差劲儿，那两个人继续奔跑。孙德林站起身，朝那个肩上挎包的人打了一枪，把他撂倒了，但是他爬起来又跑了……

在孙德林、汪家仁抢劫时，汪家礼驾驶的汽车并没停下来，而是以娴熟的技术迅速掉头，将车停在地下通道出口的慢坡上。车没熄火，汪家礼也没下车，准备着随时启动，逃离现场。

孙德林还要射击，一回头，看见汪家礼停车的位置不大好，就没追赶逃跑的人，从地上拿起皮包，和汪家仁上了车。汪家礼驾驶汽车迅速开出通道，消失在夜幕之中……

到底抢到了什么？有多少钱？行车中，孙德林急忙打开皮包检查，翻了一遍，不禁长叹一声，重重地掉在车上。

原来，皮包里只有200多元现金，还不够他们几个人吃顿饭的。

“妈的，不顺！”孙德林骂了一句。

汪家礼也很沮丧。忙活两天，整死两个人，担心受怕的，却只搞到这么一点点钱，扫兴！怨归怨，这辆载着一具尸体的车已经没用了，还得把它处理好。他把车开到砂山街与砂阳路交叉路口，拐进一条胡同，在楼旁停下了。那里，有汪家仁事前放着的一辆摩托车，他载着孙德林开跑了；汪家礼乘出租车逃遁……

以上，就是震惊沈城的“96.2.1”、“96.2.2”等连续性持枪抢劫杀人案

的内幕。

1996年春节前夕的沈阳，被这伙持枪匪徒搅得很不安宁。特别是他们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和平区南二食品批发市场劫走出租车辆，在南五烟市开枪抢劫业主，轰动很大，影响极坏，在这两个市场经商的业主每当谈及这两个案子便为之色变。

然而，这伙匪徒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接连几次作案受挫，越发感到“饥渴”，像一只只饥肠辘辘而又追赶猎物多次失败的野兽，继续寻觅、窥视着新的抢劫目标。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孙德林和汪家礼为代表，这伙匪徒在谋划和实施抢劫行动的问题上存在着“路线”分歧。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孙德林这个人。

今天作为杀人恶魔的孙德林，当年也曾有过“革命的理想”———做一名军人。然而，他小时候的所作所为却像个国民党兵，调皮捣蛋，寻衅闹事，打同学，骂老师，往男同学椅子上抹油漆，把女同学的辫子系在椅背上……在人们眼中，他是个十足的“淘气包”。开始后，学生不上课了，盛行造反、打砸抢，身高体壮、桀骜不驯的孙德林打架斗殴，劣迹不断，18岁时就被处劳教，有了污点。

孙德林曾经有过悔过自新的努力，他到沈铁分局铁路大修段工作后拼命地干活儿，从一名普通工人提升为班长、工长、队长。由于表现不错，领导想培养他入党。可是，从青年点调来档案一看，他的材料和别人的不一样，有厚厚的3大本，上面写的全是不光彩的纪录，于是，这件事便再没提起。

孙德林其人

孙德林心灰意冷，沮丧的心绪又降到谷底。他想：既然“政治”上干不上去，

那就再从“经济”上搞吧。

1986年，孙德林办了停薪留职，到沈阳火车站东货场开4马力“空空空”拉脚。那时候，蹬“倒骑驴”的多，开他那种冒烟的玩艺儿自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不幸的是，在货场拉脚期间，孙德林心理上发生了倾斜。

他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从小到大住的是低矮破旧的平房，后来住的是“旱楼”。他为此感到忿忿不平，要靠“迅速致富”的方法来个改变，于是迷恋上了赌博。开始是玩扑克，后来用扑克牌玩牌九，输赢大时达一二千元之多。再后来，他又发展到拍“老虎机”，前后输进去二三十万元。汪家仁好嫖，他嗜赌，各有所好。赌博，是使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大诱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货场的运输工具也在发生着变化，4马力“空空空”淘汰了，他开上了“维士博”三轮货车。部件坏了，机器旧了，他就把别人同样厂牌的机器、部件偷卸下来，安到自己车上。

最糟糕的是，在东货场，孙德林这只“狼”遇到了汪家礼这只“狈”。他们两

个人有同样的“志趣”和“抱负”，长期厮混，惺惺相惜，成为一对密友。

这两个人每到在一起便牢骚满腹，黑话连篇，谋划着改变现状，干点“大事”。干什么“大事”？赌博、诈骗、偷盗他们都干过了。没干的就只有———杀人，抢劫。用孙德林的话说就是：“这时候我们觉得有力量了，成形了，上道了……撕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干！”于是，他们两个共同谋划了本文篇首那次杀司机抢出租车———撞民警———抢枪———杀人劫财的“连环式”犯罪行动，抚顺出租车司机朱纪奎成为他们踏上“黑道”的祭品。

孙氏家族这个大家庭，有着较强的家庭观念和凝聚力。孙德林在外面是“老大”，在家里也是老大———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有着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孙德林自认是这个家庭中的逆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家庭中的威望，弟弟妹妹们从小就都听他的，他也承担起照顾、庇护他们的责任。如同汪家仁严教儿子，孙德林对弟弟妹妹们管得也很严格，绝不让和他混在一起的人把手伸向他们。在家里家外一向高傲自负的孙德林，在自己婚姻问题上却遇到了麻烦。由于家庭纠纷，向来打打杀杀的孙德林把妻子痛打一顿，在一时冲动之下导致了两个人分手。

孙德林看不起汪家仁，从不找“小姐”；他也不赞成汪家礼，没有“铁子”。

他依然恋念着被他打跑的妻子。也是巧，他开的饭店与妻子开的饭店仅有投石之距，那个越来越懂事的孩子在他们之间跑来跑去，当起了“红娘”。妻子那边有什么重活儿，他就过去帮一把。一来二去，感情升温，两人尽释前嫌，破镜重圆。

孙德林本应在抚平了家庭创伤之后安心工作，上敬父辈（其母已逝），下抚手足，爱妻教子，尽享天伦之乐，怎奈他财迷心窍，择选了另一条路———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人类的渣滓，社会的败类。他还把本来不错的三弟孙德松拉进犯罪团伙，成为他的殉葬品。

孙德林自诩他这个人还是“善良”的，有“恻隐之心”的。他主张在抢劫中尽

量不杀人，除非万不得已。为此，他认为可以想一些办法，如尽量搞好化装，早、晚行动等等。如果不弄个“脸熟”，就可以不杀人，也减少了自己的风险。最“完美”的一次，就是抢劫运钞取款车，把人镇住，不费一弹，不杀一人（他把杀害司机黄长河的事忘了），大功告成。

“路线”之争

孙德林认为，汪家礼在避免作案杀人方面想得不多，他的“风格”是不择手段，必要时就开枪（反正子弹充足，才两元钱一颗），来个“干净利索”。

有一段，他们盯住一个在铁西区家具城经商的业主，为此谋划了几次，在研究什么时候干、怎样干的问题时，孙德林和汪家礼意见不一，最后闹崩了。孙德林主张选一个下雨天，在确知那个业主家里有钱的情况下再动手；可是汪家礼顾不了那么多，他认为“踩点”已经很久了，不能再犹豫，去干便是，两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汪家礼见孙德林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便对汪家仁说：“他要是不去，咱们去！”过不久，在没有孙德林参加的情况下，汪家哥俩干了那个案子。

另一个分歧是，孙德林认为，一种抢劫方法只能采用一次，不能反复常用；汪家礼对这一点则没作过多的考虑。他们曾经多次策划抢劫铁西区某几个工厂的工资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干成。在实施中，汪家礼总是急着搞车，提出“常去看看”，这次没干成下次再干。而这正是孙德林所忌讳的。他认为这么干死人太多，代价太大。

这样看来，“96.2.1”、“96.2.2”等案件的发生，他们连杀2人、伤2人

却仅抢了200元钱，就是汪家礼的“路线”占了上风的产物。正如刑警支队长于凌舜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犯罪分子“给人的印象，像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一段时间，他们预谋抢劫铁西区的一家银行。孙德林一向主张“干大的”，抢

银行的方案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他和孙德松开汽车部件商店时，经常跑银行，自认对那家银行的情况了若指掌。他主张几个人冲进去，用枪把人镇住，一枪不发就可以抢到六七十万。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孙德林精心绘制了银行的方位图和内部平面图，让同伙到银行营业大厅观察地形地物。一天，他把全部人马拉到“双喜”菜地，按银行营业大厅的实际面积在地上画了平面图，然后几个人演练站位。这次演练很成功，孙德林充满了信心。然而，他苦思冥想、精心谋划的这个方案却被汪家礼推翻了。汪家礼列举许许多多理由，否决了孙德林的“杰作”。他质问孙德林：“你知道银行哪个人的脚下没有报警信号的踏板？”这样一说，王文绪也退缩了。汪家仁是个“骑墙派”，他的态度是你们要干我就去，不干就拉倒。于是，4个人形成了一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孙德林成了少数派，只好悻悻作罢，使这次抢劫银行的行动流了产。

孙德林由此感到，自己人单势孤。这也是他后来把亲弟弟孙德松拉进团伙的一个原因，想以此与汪家哥俩抗衡。

郁郁不得志的孙德林不甘冷落，另寻目标，到位于铁西区兴工北街路东的第一饲料厂“踩点”。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起初，他没把这个想法对汪家礼说，只告诉了汪家仁，有时和他一起去“踩点”。这样，可以拉过这个老家伙，对付汪家礼。他只待汪家礼这只“没头苍蝇”频频失败，撞个一鼻子灰后再来找他，重新听他指挥……

1996年3月8日早8时，刘明志骑车来到第一饲料厂。

这个厂在岗工人发薪的日子是每月的10日，遇到节假日提前。不论是给在岗的人还是给退休的职工发工资，保卫科都得派人，跟着财会人员去银行取款。

刘明志走进二楼保卫科，忙着收拾卫生。工夫不大，财会室的负责人沈大姐走了进来，问：“今天开工资，你们保卫科谁去呀？”

“我去！”刘明志爽快地答应一声。

沈大姐又通知了财会室的王璐和冯皎，这两位女同志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她们手中拎着一大一小两个有背带的旅行包。别看这两个包不起眼，全厂几百号老老小小全指望它们呢。

比他们都早，开白色“伏尔加”的小车司机王俊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加上他在

内，4个人全齐了，王俊驾驶“伏尔加”出了厂门，径直向云峰街工商银行北三分理处驶去。

王俊把车停在北三分理处对面的马路上，刘明志下了车，走进银行。王俊把车锁好，也跟了进去。

银行营业大厅里人不太多，王璐和冯皎站在柜台前，等着付款。刘明志发现一个本厂的熟人也来办事，和他聊了几句。工夫不大，付款了，刘明志走过去帮助王璐、冯皎点钱，一捆一捆地往旅行包里装。这次一共取了20.7万元，把两个包塞得满满的。

这4个人在乘车回厂的路上，谁也没回过头往后看一看。否则，他们就能发现，在他们后面不远，紧紧跟着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以差不多同样的速度“咬”住他们的车不放。在那辆车里，一个司机，两个乘客，坐着3个杀机勃勃的中年男子。他们瞪着6只闪露着贪婪与邪恶的眼睛，豺狼般荧荧发光。在他们乘坐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还藏着一具被人用绳子勒死的男尸！

“伏尔加”拐上兴工北街，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王俊只好减速行驶。好在路

程不远，只用五六分钟就到了厂门口。前面有辆车挡住路，“伏尔加”停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开进厂院，停在办公楼的前面。

刘明志从车里向外看，同一科室的干部韩国喜正站在门前台阶上。他想，老韩一定是在那里等候取款车。他责任心很强。市场竞争激烈，工厂举步维艰，按月给退休职工发放劳保工资很不容易，这笔20多万元的巨款不能有什么闪失。社会上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工厂保卫干部的责任越来越重了。

的确，韩国喜在等候着“伏尔加”。昨天工厂的25万元售货款，他和同志们看

守了一夜，今早要用“伏尔加”往北三分理处送。他想告诉王俊车别熄火，马上还

要去银行。

办公楼前，一切如常。有人在院里走动，有人走进收发室取报纸。

两位女同志先下车，刘明志也跟了出来。他弯腰探身，从车里往外拽装钱的旅行包。

王璐问：“小刘，你一个人能扛动吗？”

刘明志一笑：“要是把这些钱都给我，再多我也能扛得动。”

“得了，咱们一起拎吧！”

他们说笑着，拎着装工资款的旅行包往楼门口走去……就在这时，一个男子突然冲到他们身边，厉声说：“别动！把钱放下！”

刘、王二人一愣，转过身一看，都惊愕得呆住了。

仿佛从天而降，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身材较高，面戴口罩，头戴黑色长舌棒球帽，身穿蓝色工作服大褂的中年男子。由于帽舌压得低，口罩遮住大半张脸，看不清他的相貌，只是在长舌帽与大口罩之间那条有限的缝隙中露出两只凶恶的眼睛。在他手中，握着一支手枪。这个匪徒乘刘、王二人一愣的瞬间，伸出左手去拽装钱的旅行包……

事发突然，时间短暂，但刘明志迅速作出了反应。匪徒抢劫！好一个小刘，紧紧拽过装钱的旅行包，转身就往门口跑。一只脚刚踏上台阶，“砰！”后面震耳欲聋一声枪响，他觉得后腰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一阵灼热与剧痛，装钱的包掉到地上。他挣扎着跑上二楼保卫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快……报警……抢钱了！”

高个子匪徒心毒手狠，他那一枪是照着刘明志的胸部以上打的；是刘明志的奔跑速度和那几级台阶救了他的命，导致腰部中弹。

面对如此凶残的场面，两个女同志一个吓得蹲下了，一个叫了一声呆在那里……那个高个子匪徒以极快的动作拎起装钱的旅行包，转身往回走。这时，远处有些人惊骇地朝这边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匪徒正走间，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奔了过来。匪徒见此人上身穿皮夹克，身高一米八，不比他矮，心里一惊，举起手枪向他瞄准，示意警告。可是那个人并没停住脚步，怒目圆睁，以大无畏的气势，迎着枪口向他扑来……眼看只有三四米的距离，两个人就要交手了，心里发虚的匪徒扣动了扳机，“砰！”一颗子弹从那个人左侧鼻翼射入，从脑后右枕部穿出，鲜血迸溅了一脸，向后一仰，重重地摔倒在尘埃中……

这位不怕死的勇敢者不是别人，就是保卫干部韩国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