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汪家仁。”

“年龄？住址？”

“54岁，住皇姑区昆山中路134号楼142号房间。”

“知道为什么抓你不？”

“不知道。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有什么事？”

汪家仁在作案中用他的年龄迷惑蒙骗了不少被害人，现在，年龄又被他用作抵御法律之剑的最后一块盾牌。

汪家仁的狡猾与顽抗激怒了在一旁观审的于凌舜，也参与讯问。几个回合下来，汪家仁有些招架不住了。于凌舜单刀直入地问：“公安局抓错你没有？”

“没……没抓错。”汪家仁声音很低，但语气肯定。

“明告诉你，你犯的是死罪！要被枪毙的，肯定要死的！”

如雷轰顶，击中要害，汪家仁六神无主，目光呆滞，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我知道，我肯定回不去了……”

这话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心里更有了底。于凌舜掏出警官证，打开给汪家仁看：“我是市公安局管刑警的副局长，对你说话是负责任的。我们把你抓来是有根据的，你肯定要判死刑。在死之前，你不想过得心里好受点吗？还让灵魂受折磨吗？”

“进来，我就回不去了。但我不能把别人的事说出来……”

于凌舜知道，汪家仁是在顾虑汪家礼。

“你的同伙一个也跑不了，你的弟弟汪家礼那些人也都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汪家仁缄口不语。显然，他不相信。

“你可以先把自己的事说出来！”

依然沉默……

在另一间屋子里，身穿一件红黑灰三色相间毛衫的汪家礼被圈在铁栅栏里，低垂着头，“唉”声连连。他的态度比汪家仁还要糟，不仅回答问题时出语迟缓，总要在脑子里琢磨、斟酌许久才说出一句，而且话里总要带点“刺”，落网后还在耍硬。

汪家礼被抓后，来了烟瘾，要抽烟。他那个15岁的儿子来了，他让儿子去买烟。这显然不行。站在一边的符强从衣兜里取出一支香烟，点着了，放进汪家礼的口中。汪家礼贪婪地吸了一口，抬眼看了看符强，说：“你应该给我点烟。”

符强大惑不解：“为什么我就应该给你点烟呢？”

“你忘了？”汪家礼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年初，因为我无证驾驶，你把

我拘留了7天。事后，我真想报复你！”

“3·8”串案犯罪团伙的报复行为是什么？一个又一个被害人早已领教过了。

符强听了蓦然一惊。如同一只落网后还呲牙咧嘴现出凶相的狼，这家伙是个多么凶恶的人啊！

突审工作进展艰难，“3·8”串案犯罪团伙多年来在沈城杀人抢劫，血债累累，他们必然是一些在犯罪道路上死心塌地走下去的亡命之徒，死硬分子。他们不仅狡猾诡诈，有反侦查的作案手段，而且可能几进几出，有逃避政法机关打击的经验。现在，他们会把负隅顽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公安机关并不轻信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问题在于，没有口供就很难搜出枪支和赃款。能否拿下口供，已成燃眉之急。

已经过午了，汪家仁和汪家礼还没吐口。于凌舜走上4楼，对杨加林说：“现在看来得你出马了！”

杨加林也很焦急，固有此意。他是一位近七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公安局局长，也是参与围剿“3·8”串案犯罪团伙的普通一警。全市公安民警与这一小撮犯罪分子的殊死搏斗经历了好几年，现在是面对面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时候了。对“3·8”串案犯罪团伙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是超常的，破例的。手段为目的服务，把犯罪分子攻下来就是胜利。杨加林略作沉思，站起身向楼下走去。

局长拿口供

突审汪家仁的同志见杨加林走了进来，对汪家仁说：“这是我们市公安局的杨局长。”

汪家仁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杨加林，问：“能看看工作证吗？”

杨加林拿出警官证，给汪家仁看。汪家仁看后点了点头，神情变得更加紧张了。他没想到，继那位姓于的副局长之后，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会来审他的案子。

对这个人说些什么呢？杨加林用沉稳而犀利的目光凝视着汪家仁，略作沉思。对他交代“坦白从宽”一类的话不行，这个人犯下的是死罪，法律不会宽宥他。要对他说实话，更要从精神上压倒他，迫使他放弃与人民专政机关敌对、负隅顽抗的态度，老老实实地交代罪行。

“汪家仁，你坐稳了。”杨加林声音不高，但句句含威，“我们和你们打了好

几年交道了，你们干了多少案子，你们清楚，我们也清楚。不然，‘10·19’案子

到现在才10天，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你们抓到吗？你们罪恶累累，没有活的希望了。但在死之前，这段时间你想怎么过？你必须向社会，向人民，也向你们自己的家属作个交代！”

汪家仁的肩头微微抽动一下，扬起的脑袋低了下去。显然，杨加林的话已经对他产生了作用。

“你讲不讲？你讲，我可以在这里听一听；你不讲，我就离开。现在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讲，还是不讲？”

“我讲……”汪家仁的精神防线已经彻底崩溃，脸上现出极度痛苦的神情，有

气无力地说，“19日的案子，是我干的……”

局长出面参与审讯不同凡响，突审初战告捷，首先从汪家仁这边取得突破，他承认了“10·19”持枪抢劫百万巨款的犯罪事实。但是，他只到此为止，没有再作深入的交代。

对汪家礼的审讯仍在原地踏步。他不仅不作交代，反而一再追问：“你们是怎么把我抓到的？那报纸上登的画像也不像我呀！”在他看来，能把他抓获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他又提出要求，要和汪家仁见见面。这是以攻为守，想验证一下公安局是否真的抓到了他的二哥。

对这个问题，杨加林和吴宗声、于凌舜等人作了研究，认为，让他们两人见面利大于弊，有利于使审讯向纵深发展，于是大胆地破除常规，把汪家仁带到了另一间审讯室。

难兄难弟见了面，两个人好久没有说话，眼里都充满了泪水。他们为保护至亲同伙而进行顽抗的企图彻底破灭了。

汪家仁先开了口：“老三，你说没说？”

“二哥，我没说。”

“我也没说。唉，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下我们哥俩活不成了……”

“二哥，你别说了。案子已经漏了，我们杀的人太多了，也该挨枪子了。都到这个地步了，我看该说就说吧，还替别人瞒啥呢？该撂就撂吧！”汪家礼说完，绝望地低下了头。

汪家仁没说话，默许了。有顷，他用悲伤的声音说：“三弟，你抬起头，让我再看你几眼，我回去就撂。”他的目光在汪家礼脸上凝视许久，才转身向门口走去。

“二哥，你别走！让我也看你最后几眼。咱们哥俩疯到头了，现在后悔也晚了，只好在黄泉路上再见面吧……”

两个匪徒兄弟依依不舍，长久地对视着，沉默着……

汪家礼果然言而有信，和汪家仁见面之后就“撂”了，说出了他隐藏枪支、赃

款的方法和具体地点。

搜查中，刑技人员在通往汪家礼住室的过道靠西墙那一排高高的木柴垛中，发现了4捆百元面额的现金，共4万元。这钱数额不大，似乎是供这个犯罪分子随用随取的，放在这里既隐蔽，取用也比较方便。

藏在房顶的手枪

刑技人员在房盖小仓库堆放的木材中，发现有一个将3块木板钉在一起的木头。将表面的一块木板撬开，可见木头中心已被掏空，里面分3层放着百元面额的现金，每层20捆，每捆1万元，共60捆。显然，这是“10·19”案件被劫去的赃款的一部分。在木材堆中，有一块210厘米x17厘米x5.5厘米的木板，上面涂着棕色油漆，粘着大量白灰。刑技人员将白灰除掉，露出一个槽沟，里面放着一个红白条的塑料袋包，包内有两支手枪，53枚枪弹。一支枪为苏制口径7.62毫米的tt式（“五四式”），一支枪为苏制口径9毫米的马卡洛夫式（“五九式”）。53枚枪弹，其中弹壳底缘标号为“11.65”的7.62毫米手枪枪弹30枚，弹壳底缘标号为“38.88”的9毫米手枪枪弹19枚，弹壳底缘标号为“04.60”的“六四式”手枪枪弹4枚。

汪家仁、汪家礼交代说：“10·19”案件是他们和孙德松3个人一起干的。孙德

松现在广西，他的哥哥孙德林也是犯罪团伙的成员，因为到广西防城港东兴市购买枪支，被当地警方抓获，判刑5年，正在当地服刑；另一个犯罪团伙成员王文绪，现在在哪里不知道。

于凌舜立即责成刑警支队通过省厅用电话与广西警方联系，要求调查在广西防城港市监狱服刑的犯人孙德林，并紧急协查其弟孙德松。过约20分钟后，广西警方回电：以走私枪支、弹药罪被处有期徒刑的孙德林，正在该区宾阳县黎塘镇廖平劳改农场服刑，已对他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孙德松正在查找中。晚上5时50分，广西警方再次电称，已将孙德林按重刑犯关押起来，沈阳警方可随时派员赴桂押解该犯。

10月30日中午，孙德松在黎塘镇一家旅店被当地警方抓获。

接到广西方面的电话后，于凌舜先后派遣郭春晓、宋晓晶、王云阁带领侦察员分两批直飞广西，执行押解“3·8”串案犯罪嫌疑人回沈的任务。

沈城市民应该再次感谢广西警方，他们不仅行动迅速，在当地抓获了“3·8”

串案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孙德松，而且用摄像机当场抓拍了那个家伙在床上被捕时的情景。这是公安机关在粉碎“3·8”串案犯罪团伙的斗争中惟一拍摄到的抓捕实景录像，十分难得。这段短暂的录像后来在沈城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上多次出现，大快人心。

且说孙德松10月22日晚上7时半，带着6万元赃款在沈阳站踏上南下的客车后，经郑州、西安到了南宁，又乘315次客车到了黎塘镇。他用身份证登记，住进了昌利旅社203号房间。第二天，他怕带去的钱丢失，到农业银行办了个金穗卡，将5万元钱存进去，然后急匆匆奔赴30多公里之外的廖平劳改农场。

孙德林被法院判处5年徒刑后，虽然他焦躁难耐，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佯装认罪服判，老老实实，在砖厂里干活儿。他本来是个好逸恶劳的赌徒、杀人如麻的惯匪，怎么能吃得了这般苦，受得了这个累？他曾有过逃跑的一闪念。当年，他因打架斗殴被公安局处以劳教2年后就脱逃了半年，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但他又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万一跑不掉，不仅要加刑，更怕把沈阳那边的事抖落出来，那就一切全完了。所以，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争取混个提前释放。

孙德松在最后一次探视孙德林时曾说：“大哥，我现在没钱。等我有了钱就来看你，上下活动活动，叫你早点出去。”孙德林听了，差点掉眼泪。在孙家兄弟中，他和老三的关系最密切，接触也最多，所以，在孙德松从山东威海退伍回来后，他们两个人才能在一起经商，后来共同进行诈骗，直至老大把老三拉进了抢劫团伙。可是现在，钱从哪里来呢？孙德林想，老三回到沈阳后只能再干案子弄钱。

果然，10月25日，孙德松风尘仆仆地来看孙德林了。一搭眼，善于察颜观色的孙德林就看出孙德松又有钱了，他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

探视会见室里，离不远有管教员在监视，他们之间的谈话必须小心谨慎，混着家常话说暗语。乘管教员不注意，孙德林小声地问：“又‘动’了？”

“嗯。”孙德松也小声回答。

“多少？”

“100个。”

“‘活儿’怎么样？”

“挺漂亮。”“利索不？”孙德林不放心。

“还行，就是时间长了点。”

孙德林心里一震。过去干案子，他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忙问：“老三怎么说？”

孙德松知道“老三”指的是汪家礼，答道：“他说，‘要是老大在，用不了这

么长时间。’”

那个管教员向这边走过来了，探视时间也有限，他们的“黑话”只能到此为止。

全伙“大团圆”

孙德松走后，孙德林凭借惯匪的敏感，觉出情况不妙，十分担心。他了解汪家礼这个人，平时不会恭维人；特别是在他有了手枪之后，更不会夸奖自己。现在他在作案成功之后夸起自己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足见他们几个“活儿”干得不行。“踩点”时间过长，难免弄个脸熟；加上数额那么大，公安局不会善罢甘休的……思来想去，孙德林预感到要出事。夜里，他躺在床上睡不着，望着铁窗外皎洁的月亮，心里盘算着：这样下去不行，对孙德松的“活动”也并不抱多大希望。那么，是不是可以选择逃跑这条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