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

1993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杨新海随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家里的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见了父母兄弟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他这次回家的主要目标，是冲着那个一直等他的姑娘来的。但他却把这个目的窝在自己心里，既不向父母说，也不向兄弟姐妹谈，杨新海认为，这样的事本该家里人主动给自己谈，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了，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杨新海更不主动提出到那个女孩家走动走动，他认为，已经多年没来往了，光是在石家庄听老乡说，那个女孩还等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人家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冒失地到人家家里去，若是被人家赶出来，该有多难看。

不论杨新海怎么想，此时他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赶快见到这个女孩，赶快谈婚论嫁，赶快成立一个家庭，赶快过上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但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彻底粉碎了杨新海的美好梦幻，几乎把他击倒。

眼看到了大年三十，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豫南广袤的农村到处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杨新海正在家里看父母包饺子，突然门外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听声音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可他也懒得出门去看，别管谁家办喜事，反正和自己都没有关系。可一会儿他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喊："快来看啊，荷花儿出嫁了！"

荷花儿？杨新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迎亲的汽车刚好开到他的面前，汽车里坐着盛装的新娘，果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在敞篷汽车的后车厢里，一班吹鼓手正在起劲儿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帮抬嫁妆的年轻人高兴地分吃着喜糖。那一刻，杨新海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赶紧跑回家去，拉个被子蒙住头，一觉睡到天黑。中午，父母喊他起来吃饺子，他推说头有点儿疼，连过年的饺子也不愿意吃。

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在石家庄工作的那个老乡到他们家来拜年，他见杨新海还睡在床上没起，便凑上去问："新海，咋没起来过年呢？"

杨新海没好气地说："懒，不想起呗！"

那个老乡关心地问："昨天那个女孩出嫁了，听说是你不要人家了？"

杨新海此时恨不得一拳打过去，把这个好心的老乡揍成个熊猫眼，但躺在被窝里的他，只感到双手软绵绵、懒洋洋的，想伸也伸不出去。他觉得正是眼前这个老乡把他给耍了，别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自己的样子，自己在石家庄劳教期间，他又是去看望，又是去送钱，又是表示安慰，实际就是他把自己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抖搂出来的，以致在村里传得满城风雨，对象听说后嫌丢人，因而离他而去。现在，村子里200多户人家肯定都知道了我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别说是再找不到媳妇了，从此往后我在村子里还怎么做人？本来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地位就不高，有了这件事，我以后见了人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他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真是太坏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生下他就不再负责任，没有尽到父母培养孩子的义务，自己的天赋那么好，父母硬是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兄弟姐妹也是各人顾各人，没有尽到同胞兄弟姐妹的情谊。自己在外流浪多年，也劳教了好几次，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前去看看他，自己回到家来，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帮自己。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意思。

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6、五年出狱变本加厉

杨新海在成都给父亲拍过电报以后，又一次戏耍了父亲，他并没有在成都等着父亲去接，却在父亲到达成都的头一天上午离开了成都，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从此后，杨新海再没有踏进家门，罪恶的足迹遍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山东、安徽、广东、广西等大半个中国。

杨新海自从在西安、石家庄、广州因盗窃先后被抓获劳教后，他在别的城市不敢轻易出手了。他认为，城市人警惕性高，防范严密，各家都装有铁门铁窗，不容易下手。再者，城市里110行动快，即使作案得逞后也不容易逃跑，一旦被人抓住，又得蹲上年把二年的"笆篱子"，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说，若让家乡人知道了也老没有面子。在这以后的多次作案时，他通常都不会选择住宅豪华的人家，有时踩点后发现这样的人家他也会放弃，他害怕这样的人家与城里人有牵连。

"可能是因为自幼家里穷，他很自卑，从来不敢与城里人过招。"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事后这样评价杨新海。

杨新海在外闯荡了一阵子，觉得在城市里不好存身，便琢磨着还是回到河南老家去，于是，他又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但是，走出信阳火车站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使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还不是整天出死力，干笨活儿，让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两年前，也是在这个火车站，父亲要把我带回家，我不愿意跟他走，现在，我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家里人该怎么看我？再说，父亲接到我的电报以后，亲自跑到成都去接我，我没有等他，回家见了父亲、见了家里人，我怎么向他们交代？杨新海前思后想，决定不回老家了。

杨新海这次回到农村来，并不是要在老家好好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获取生活的资本，此时的他，已经对劳动没有了一点兴趣，他是瞄准了农村这个作案的广阔天地，要在这里寻找一条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性特别熟悉。他知道农村人居住分散，防范意识差，不少人家连院墙也没有，有的即使有院墙，也大都是用泥土打造起来的，又低又矮，一抬腿就能翻过去。农村的房子大都只有一道木门，门后边是个横插的门闩，用刀一拨就可以把门闩拨开，然后长驱直入。

杨新海既然选择了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就觉得还是不回老家好，因为老家认识他的人多，作了案容易暴露，即使不被当场抓获，公安也容易顺着线索找到他。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现了他在偷盗，也会出来阻止他。此时，他才理解了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它们是怕吃出麻烦，给自己惹祸，给自己的家人惹祸。

于是，杨新海便在信阳一带就地作起案来。

信阳虽说离杨新海的老家100多公里，但这里农村的情况和他们老家几乎一样，熟悉农村情况的杨新海盗窃很容易得手。不过，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也要担惊受怕。一次，杨新海夜间偷了30来斤绿豆，天亮时扛到集市上卖。他惟恐被人认出口袋抓了现行，不敢摆在粮食市场里卖，边走边寻找买主。他找买主也不敢找年轻男人，更不敢找干部模样的，而是专挑老年人或妇女，他认为这类人保险系数高，不会对他产生怀疑，即使产生怀疑，也好摆脱她们。

杨新海到集市边儿上，两只眼就贼溜溜地乱瞅。他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便迎上前去搭讪说："大娘，你买绿豆吗？"

"不买。"

杨新海认定了这位老太太，把盛绿豆的口袋往地上一放，说："大娘，你看看咱这绿豆，货好，还便宜。我家里有急事等着用钱，你就全当帮我一个忙，把它买下吧？"

老太太不经意地问："多少钱一斤？"

杨新海见老太太上了钩儿，进一步拉拢说："你就别问多少钱一斤了，我刚才过了秤，这足足有30斤绿豆，你就给我15块钱得了。"

当时，市场上绿豆的价格大约1元钱1斤，杨新海喊出的这个价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老太太真的动心了，马上掏出15元钱交给了他。

杨新海接过钱来，就慌慌张张地要走，连口袋也不要，这让老太太起了疑心，遂喊住他问："小伙子，你慌啥哩？这绿豆不是你偷来的吧？"

杨新海赶忙回过头来，又拿出5元钱交给老太太，说："大娘，你老要是嫌吃亏，我再找给你5块钱，可你不能这样胡说啊！"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老太太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等她回过神儿来时，杨新海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次经历让杨新海很是后怕，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市场上去销赃。为了不再销赃，他在盗窃时尽量不偷大件的东西，只偷些既便于携带又便于处理的小东西，当然主要是偷钱。

在信阳的这段时间，杨新海全部依靠流窜盗窃来维持生活，转眼到了1995年的夏天。夏天是农村性犯罪案件的多发季节。这时的杨新海，已是27岁的大小伙子，过剩的精力和强烈的性欲也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长。

一天，杨新海漫无目的地行走，伺机寻找作案目标，不知不觉回到了正阳县的地面，当行至一处山坳地时，他看见前边不远处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顿觉眼前一亮，一股邪恶的欲火直顶脑门。他悄悄往四周看了看，前后路上都没有人，他就势往路边一坐，专等着那女人到来。

女人渐渐临近了，杨新海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两只眼睛瞪得几乎出血。待那女人走到跟前时，他猛地蹿起来，从后面搂住那女人的脖子。那女人正在行走，全然没有料到会遭此突然袭击，她一边竭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但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呼救是枉然的，女人被杨新海压在了身子底下。

杨新海一边放肆地撕那女人的衣裤，一边迫不及待地将臭烘烘的舌头凑向那女人的嘴，要强行与她接吻。那女人趁此机会，狠狠地在杨新海的脸上咬了一口，杨新海疼痛难忍，抓那女人的手不由得放松了。女人趁这一刹那的工夫，挣脱了杨新海的魔爪，没命地奔逃而去，立即跑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杨新海待要追赶那女人时，她早已跑远了。此时，先后两次被劳教的杨新海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反侦查能力，他将现场可能遗留的东西全部收拾干净，用树枝将刚才在地上留下的痕迹扫去，随后赶快撤离了现场，把打扫战场用的树枝带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扔掉。

为了躲避公安侦查，他先在野外的池塘里洗去了血迹，然后连夜奔逃，窜出几十里远。

尽管杨新海善于伪装自己，但他总还是要吃饭，要吃饭就要去偷。终于在一次入室盗窃时被正阳县公安机关抓获，公安人员对他审讯时，发现了他脸上还没痊愈的伤痕，当地派出所遂将这一嫌疑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经被害人当面指认，认定他就是那个强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

1995年9月，杨俊关接到正阳县公安局通知：杨新海因涉嫌盗窃、强奸被刑事拘留。这是杨俊关几年来第一次得到这个儿子的准确消息。

1995年10月，杨新海盗窃、强奸一案，被正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正阳县人民法院。案件一到法院，杨新海心里特别有底，因为他知道，他同村有个老乡在正阳县法院当庭长，在杨新海看来，既然是老乡，就应该对他特殊照顾，但在以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位老乡的表现却让他大失所望。

正阳县法院审理杨新海盗窃、强奸的案件进度很快，因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任何疑义。1995年12月19日，正阳县人民法院以杨新海犯有盗窃罪、强奸（未遂）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判决书发下来后，杨新海见到了他那位在法院当庭长的老乡，他恳求老乡：无论如何不要把他送到劳改场去，要想办法帮忙把他留在看守所服刑，他说他害怕到了劳改场吃苦。老乡告诉他：留在看守所服刑的一般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所判的刑期较短或是残余的刑期，二是所犯罪行是非暴力性质，三是年老体衰、身体有残疾或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劳改。你犯的强奸罪是暴力性质的犯罪，判的刑期在五年以上，加上你年轻力壮，这3条规定你一条也不符合，按规定是不能留在看守所服刑的。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种说法大为不满，他认为是没给老乡送钱，所以老乡不给他帮忙。

1996年春节前，杨新海被送到郑州市新郑监狱投入劳改。在监狱里一开始砸石头，据杨新海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天要砸30车石头，任务很重。杨新海身材小、力气差，经常完不成任务，所以，他受到的批评多，表扬少。后来又改做假发，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干得两眼发昏，做坏了还要罚钱。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实在难以忍受，几乎想到了死。为早日离开那鬼地方，杨新海把自己伪装成一副积极改造的样子，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都咬牙坚持，一心努力劳动，骗得管教干部的信任，争取减刑。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仅在服刑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被减刑一年，他认为，如果有钱给管教干部送送礼，至少可以减刑一年半，这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创伤。

杨新海在劳改场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却练就了一手用锤砸石头的功夫，这为他以后作案时用锤砸人打下了基础。

1999年5月31日下午，杨新海走出了新郑监狱。他背着铺盖卷儿从监狱里走出来，没有人来接他。他没有通知父亲接他，他认为，父亲来了有啥用？净多花一个人的车票。此时他的心已经野了，他已30多岁，无妻无子，无牵无挂，一个劳改犯，家庭温暖早已从他的梦中消失，父母亲情再也难以使他冰冷的心解冻。

他在这个监狱里服刑4年多，只有父亲来看过他一次，但仅能给他送些油条、馒头等食品，从来没有给他送过钱。兄弟姐妹几个人从来没人来看过他，这也使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在杨新海看来，父母是靠不住的，父母生下了他，却没有能力供他上学，甚至连个媳妇也没有给他娶上，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只有跟着父母受窝囊气的份儿；兄弟姐妹更是靠不住的，几年来，他先后3次被劳教、劳改，其他的兄弟姐妹5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他，更没有一个人接济过他一分钱。他们5个人一个个先后成了家，但没有一个人想起过他，更没有一个人为他操过心。

5月末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中原大地的农民都已经开始收麦子了。杨新海身背脏兮兮的小铺盖卷儿，顺着京珠高速公路新郑段向南走，他的家在南边，离这儿有100多公里，可他身无分文，没钱搭车，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回挨。走着走着，他伤心地想：在监狱里还有管教干部关怀他，现在，出了监狱反而没人管没人问了，他重新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到哪儿去呢？回家吗？到了家又会怎样？像自己这样一个身背盗窃、强奸几个罪名的劳改释放犯，回到家乡有何脸面见人呢？再说，200里的路程，要走几天才能到家呢？走在路上吃什么呢？

杨新海一边走，一边看着田野里正在忙碌的人群，他的脑海里不禁又打开了歪主意，脚步也渐渐地放缓了。此时他已经开始自暴自弃，为满足狭隘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他又想到偷。整个下午的时间，他只走了10多里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与新郑市相毗邻的许昌市长葛县境内。

傍晚时分，村庄里猪羊和狗的叫声随着袅袅上升的炊烟四处扩散，显出和平年代那种特有的让人听了舒心的嘈杂，田野里已经有三三两两看麦子的男人们，扛着铺盖卷儿在场边地头选好了铺位。在这样熙熙攘攘的环境里，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肩扛铺盖卷儿的杨新海。

杨新海在一个村头停下来，找到一个正在吃晚饭的农户家中，从铺盖卷儿里掏出劳改场里发的干粮，说自己是驻马店人，谎称自己进城打工刚回来，因受了工头的欺骗，没领到一分钱的工钱，只好步行回家，路过这里找口水喝。好客的主人热情地为他端出了香喷喷的白面条，又把他拿出的凉馒头硬塞回了他的铺盖卷儿里，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出门在外谁也保不住不碰上个三灾六难的，现在家里粮食有的是，吃碗饭还能吃穷了？"

但遗憾的是，淳朴的中原农民的热情和好客并没有感化杨新海那颗冰冷的心。杨新海吃饱喝足之后，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一抹嘴，背上铺盖卷儿就走，这一走，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寻找作案时机和作案对象。

杨新海走夜路的能力比较强，吃过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他走了20里开外，比整个下午走得还要远。但这次赶路，他是为了避开吃晚饭的那个村庄，怕作案之后被他们提供侦查线索。

大约晚上10点钟，杨新海来到一个村头。他悄悄看了看村庄的情况，有几户没有院墙，有院墙的也很低矮，他决定选择在这里下手。不过，现在动手为时太早，要找个地方睡一觉。他慢慢地向村头走，这里有一个机井房，他走近一看，机井房没有门，里边也没有住人，杨新海趁着月光看了看，里边还算干净。他走进去，解开铺盖卷儿，倒头便睡。一觉醒来，看看三星已移向西南，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他折身坐起来，把随身穿的衣服包了包，夹在腋下，把铺盖卷儿扔进机井里，悄悄离开机井房，偷偷向村子里摸去。

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村子沉睡的时候，只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打破黎明前的沉寂。杨新海蹑手蹑脚地进了村子，看见有一户人家只有3间正房，没有院墙，门口放着一辆自行车，但正房的门是开着的。杨新海躲在暗处观察了好一阵，这家人没有一点动静，他确认这家人都已睡熟，而且有可能自行车也没锁，他走过去一看，果然如此。他正想将自行车偷走，却发现这家只有一个妇女在熟睡，他大胆走过去偷奸了这个熟睡的妇女。这个妇女开始以为是自己的丈夫从地里回来了，当她醒过来后发现是一个不相识的人时，已经晚了。杨新海干完了事，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出了村子，那名妇女当然不敢出来撵他，也没有喊人捉贼。

在这麦收大忙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人在夜间骑自行车行走，根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杨新海轻易地就把这辆偷来的自行车骑出几十公里，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距作案地近50公里的一个集市上。杨新海把自行车卖了15块钱，买了一副线手套、一个小手电，做好了盗窃的准备，从此走上了职业犯罪这条通往地狱的路。

起初，杨新海聚集了一批人，结伙乞讨和抢劫。但在一次结伙盗窃时，有两个人落网了，一连几天，他心里惴惴不安，怕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把他抓住。所幸那两个人没有把他供出来，他空自紧张了一阵。但他却从中总结出教训：人多必失，一定要单干才保险，而且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免被公安抓住。

从此，他开始了独自流窜作案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