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发镇所在的巴彦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当即向省城公安局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报告。

一个多小时之后，正在呼兰的省城公安局副局长刘也奉命率领人马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高级痕检工程师崔道植带领有关刑侦人员也陆续到达。

万发镇与外界所有的通道路口都已被封锁，巴彦县公安局倾入全部警力，挨街挨巷组织力量进行搜捕。但是，直到天光大亮，也没能发现凶犯的踪迹，在贺瑞忱房屋内外，崔道植带领有关刑侦人员与巴彦县公安局的人一起，仔细地对现场及现场周围进行了勘察。结果发现，除了脚印之外，勘察的结果是在院子里找到了一枚卡壳的子弹。

现场勘察之后，由刘也主持的案情分析会也一直开到天光大亮。

案情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凶犯被打落的这只枪。

经过检验，手枪上留下了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王敏的，另一个陌生人的指纹，那显然就应该是作案凶犯的了，刑侦专家们及时地提取了这些指纹。

对另一支枪——贺瑞忱的枪也进行了检验，结果又发现贺瑞忱的枪也射出过一发子弹。但教师程志勇在讲述事情经过时，却声称当时在东屋中只听到了外面一声枪响。刘也派人把哭成泪人、痛不欲生的贺瑞忱妻子王敏和女儿扶过来，询问之后，母女两人也一致说，只听到了外面一声枪响，还以为是贺瑞忱开的枪呢。

子敬语：案情讲到这里，就出现了谜团。在调查当中，贺瑞忱是否开枪出现多种说法，有人说贺瑞忱根本没有开枪，有人说贺瑞忱只是向天鸣枪示警，也有人说两人对射了一枪，而在我看来，谨慎而强悍的贺瑞忱如果没有开枪射向对方，似乎不太正常。

而关于是否只响了一枪，也有多种说法，有说响了一枪，也有说响了两枪，但如果响了两枪，王敏不肯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似乎不合情理，而经过多方询问，两声枪响却只听到一声，对于非专业人员是有可能的，因此决定采用“开了两枪，却只听到一声枪响”的说法。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与会的刑侦专家们和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们经过详细的讨论和缜密的研究分析，最后统一了认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唯一的科学解释就是：这两枪几乎是同时打响的，至少传到贺瑞忱家中三个人的耳朵里，几乎是同一时间，所以三人在突发状况下，没有分辨出来。

因此，大家伙认为，具体的过程大致就是：

贺瑞忱在屋中发现窗外有人影，当他起身离坐走出院门外时，突然发现了蒙面人。从贺瑞忱之前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早就发现有人跟踪他。此时，他见到对方有举枪动作，马上举枪射击，而早有准备的凶犯见他举枪，也立即向他开了一枪。两枪同时射出，所以屋内的人只听到了一声枪鸣。

但是，贺瑞忱的子弹没有打中凶犯，凶犯的子弹却射进了贺瑞忱的前胸。当时两人的距离肯定很近，从脚印上看只不过十多米距离。

此时情况的千钧一发！

因为凶犯见贺瑞忱虽被击倒却没有死，想补一枪，枪却卡壳了。此时，如果王敏三个人立即出来查看，凶犯很可能被惊走！然而，这一幕没有发生！

残忍的凶犯立即拔出随身携带的利刃扑上前向贺瑞忱刺了四刀。就在这时，王敏他们出来了，凶犯发现有人连忙躲到院子西墙附近隐蔽处（有脚印为证），并乘机透出枪内卡壳的子弹（这就是在院子里发现的子弹），重新上好子弹。窥视了一小会儿，又返身闯进西屋，向正在打电话的邹树申开了枪。他万没想到，这一枪开过之后，子弹又卡壳了。所以当他向程志勇开枪射击时，不但未能将程志勇打死，却反被程志勇抡起板凳打掉了手枪。

由于这支枪被重重地打掉在地上，震了一下，又好使了，子弹不卡壳了，而王敏不知个中缘故，又处于慌乱惊惧之中，所以连想也没想，拎枪就追。结果没跑几步枪就走火了。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么王敏将会在后半生中不断地悔恨，悔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肯第一时间去查看，但此时悔之晚矣！

杀人凶器——蒙面人的手枪，第二天被送到省公安厅刑侦处技术科。根据枪号，省公安厅查阅档案，证实这支枪正是呼兰“6?6”案件中张福贵的那支枪。

省公安厅立即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呼兰公安局。呼兰公安局局长张崇新与副局长董超带领韩超等有关人员火速赶到了巴彦县，与当地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研究此案。

贺瑞忱的妻子王敏与她的女儿及教师程志勇作为现场当事人，是凶犯形象的直接目击者。经过详细询问和她们仔细的回忆，初步提供了凶犯的大体相貌和外部着装。

王敏说：“那蒙面人个头挺猛，与她的丈夫贺瑞忱相仿，在1米78左右，身体挺魁实。头戴前进帽，鼻子以下全蒙住了，只露两个眼睛。眼睛不大也不小，全是凶光和杀气。”

贺瑞忱的女儿则说：“这个人也露出一点脸，脸上好象有疙瘩。”

而程老师说：“我的印象也基本是王敏说的那样，当时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疾劲，抄起板凳就扑了上去！所以没来得及细看。”

至于凶手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帽子，穿的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的衣服、裤子和鞋，三人却都难以说得清楚了。一个因为是黑天，另一个因为当时太突然太紧张了，几乎什么都没来得及注意。三人只是都不敢肯定地说，那蒙面人的蒙面布似乎是黑颜色的，至少是深色的。

经过通盘研究和联系起来分析，有多种迹象表明，“6.6”案件与万发镇案件可以认定为一人所为。这两起案件影响极大，震动了省委。省政法委书记白景富亲自听取了汇报后指示：呼兰县与巴彦县两案的侦破工作要统一指挥，协同作战。

于是，省公安厅决定成立破案指挥中心，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刘一平直接领导破案指挥中心的工作，将这一案件命名为呼兰——巴彦系列残杀公安干警案！

在一线，仍由刘也担任破案领导小组组长，几方面形成联合作战体系，两案合并侦察。同时扩大撒网范围，确定从绥化市到省城区间为重点侦察区，这一区域包括呼兰县、巴彦县以及兰西县。

对这一区间的重点人嫌和经常流窜到这一带的可疑人物，都要纳入审查目标。而案件的性质仍然被认定为仇杀。而且还可以认定，作案分子熟悉这一带情况，过去与被害人打过交道并积怨甚深。在研究到凶犯作案后的去向和行踪时，破案工作组分析了几种可能。

一种是凶犯已经远离本县和本省，连夜潜逃到外地去了。当天夜晚虽然公安干警很快就封锁了万发镇通往外地的各条路口，但凶犯有可能在封锁之前就迅速逃离了出去，或者根本就放弃了任何大路小路，而是钻入了漫无边际的庄稼地，先逃到外乡外县，而后逃出省外去了。特别是凶犯所持枪支已被打掉，现在凶犯手里没了枪，威胁性大大减少，面对有枪而且已经高度警惕的公安干警，凶犯已处于劣势。所以，凶犯远逃外地的可能性极大。

另一种是凶犯可能逃离了万发镇和巴彦县，但并没有逃远，极有可能又流窜到附近县乡，再伺机作案，就象从城许堡乡流窜到巴彦县万发镇一样。

还一种是凶犯作案后哪也没去，就在本地隐藏了起来。那么凶犯极有可能是本地人，有着很好的伪装，不易被公安部门察觉。

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周密的考虑，刘也代表破案领导小组最后决定：虽然前一种可能性——凶犯远逃外地去了——不能说没有，甚至可能性极大，但是仍要立足于后两种可能性来进行下一步的破案工作。

程志勇老师和被害干警家属已经和凶犯面对面打过交道，所以要向群众公布凶犯的体貌特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破案。刘也的决定得到了省公安厅破案指挥中心的批准，也得到了省委的肯定。政法委书记白景富在有关的干部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年内发生的这两起恶性案件，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工作，争取依靠群众，实现早日破案。遵照省委的指示，巴彦县委深入发动群众，号召人人关心案情，个个参与破案，举报各种可疑现象，提供各方面可能有关的线索，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

时任黑龙江政法委书记的白景富

果然，这一系列布置很快出现了效果，线索终于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