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时讲究察颜观色,从田玉山脸部呆滞的无变化的表情看,不像在说谎话。但老人显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对家里事情知道多少。
“田原有假牙没有?”
“好像没有。”
“文身呢?身上有文身没有?”
“不太清楚,我没见他文过身。”
王春林把文身照片拿出来,交给他看,问:“这文身是你儿子身上的吗?”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阵,揉揉眼睛,又望望,说:“不像,我没见过他有这样的文身。”
对田宾的询问也遇到相同的答复。田宾还很年轻、白净脸、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样子。据段崇先介绍,他平时表现不错,从来没有犯过什么事,也很少和他的几个哥哥一起活动。如果说他是学校的学生,也有人信。“我二哥真的出国了,”他再三辨白说:“走的那天还在街上吃了饭,家里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这事联系了有一个多月,还算快的,我二哥说那边钱好挣。”
近年来东北去韩国打工的人不少,手续上并不繁杂,像田原这样无家无业的主儿,只要寻上门路,拨腿就走不是新鲜事。
“带行李了吗?”“带了,被窝卷、褥子、脸盆,我三哥帮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车站,晚上7点多的车。”
“海波是谁?”
“我二哥的朋友,孙海波,去南韩的事是他给联系的。”
“走了以后来过信没有?”
“没有,他从来不写信。”
“电话呢?”
“我们家没电话。”
对刘芳的询问情况也相似,刘芳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与田家姨表亲,小吃店关张后一直没走。她眼神中带着警觉,但又十分乐意探听一点田原的消息,有时欲言又止。给人的印象是,她对田原一往情深。田宾和田玉山都提到,送别田原那天晚上,刘芳哭了两次,问她本人,她也承认,说田原出国打工是临走前三天才告诉她的,她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没给你捎信回来吗?”“没有。”刘芳摇头,神态有些凄婉,脸也背过去,发梢垂下来遮住了半个面孔,“他走的时候说了,不写信,挣够钱就回来。”有些东西表演是表演不出来的,参加询问的人后来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原离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刘芳拆洗的,那时距“1.28”大案发生还有3个多月。以后对邻居们的调查,也证明田家在去年10月份的确聚会送别田原,田原走后无人看见过他归来。但是,在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和陈明利害关系后,田宾首先承认了田原上齿有假牙。
“我们哥几个都有有假牙,”他舔舔嘴唇,“都是右上边第三颗门牙,这颗牙生来就没有。”“文身呢?”田宾呆呆地看着照片,似乎对他二哥作了最后的辨认和告别。说:“从假牙和文身看,这是我二哥田原。”至于和田原经常接触的人,他提供有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乔复山、余林栋等四名字。朱环青坚决否认他曾给田原文身,并亮出臂上的一条青龙--这是一条真正的龙,龙头龙身。至于田原身上的图纸,他讲听说是田原自己刺上的:先请人画在纸上,然后把纸贴在臂上刺就。这一点田宾也有印象。
关于田雨的去向,田宾说不清楚。田家的人向来各自行动,说走就走,说回说回,旁人不大过问。但田玉山后来说田雨跟他母亲去哈尔滨找工作。随即对田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虽称不上家徒四壁,也简陋得可以,唯有刘芳居住的一小块天地干净一些。刘芳已与田原同居,她肯跟了田原,也算田原的福气。换个角度看,在田原不可能不想办法去弄钱。
晚8点20分,指挥部的会议上,何局长宣布“1.28”大案的一名案犯已被确定身份。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随之而来的,就是确定其他三名活着的案犯的身份。根据搜集到的情况,与田原走得较近的人有10几个,在这10几人里,可能有3人参与了南山矿大劫案。所有列为嫌疑对象的人,只要还在鹤岗,地址明确,都派人去秘密监视起来,所在管片的民警和相关人员被招到指挥部待命。首先提出的嫌疑人是乔复山,绰号“二棱子”,28岁,男性,身高1.74米,身体略胖,白脸,方颚,大眼睛,下兜齿,住站前五号楼。此人1月25日至2月10日在鹤岗,26日晚10时在北大岭孟祥子家曾被人看到,开一辆蓝色213车,车号01776,前机盖子被撞坏。车内坐一女人,左眉部被划了一个小口。2月11日晚,乔复山乘308次列车去哈尔滨联系买卖,据说是做油毡纸生意。目前已到北京,住华北大酒店。乔复山有钱,靠“刀枪炮”起家,现在仍是“刀枪炮”首领,有自己的一块地盘,手下有一伙打架不要命的弟兄。他发动过数次“黑吃黑”的火并,逐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来钱也容易,雇人开着卡车到小煤窑去,开到煤堆跟前,说声:“装煤!”就有人帮他把煤装好,拉走卖钱,无人敢管。钱攒多了,敲诈勒索的事就干得少了,把钱用去投资做生意,是当地不少人称羡的发财方式。“1.28”案中,有人举报揭发他的劣迹,因为与大案无关,人又不在本地,暂时没管他。
田原接触过的另一个团伙首领叫余林栋,绰号“黑子”,27岁,男性,身高1.78米,肤色较黑,圆脸,身体壮实,臂力过人,曾长期习武,当过田原的武功师傅。两次因流氓、斗殴判短期监禁。手下有五六个人,专门“吃地盘”,在他的地盘范围内,负责保护商家店铺的“安全”,走到哪里,坐下吃好的喝好的,临走揣上一份孝敬,伺候不好他,难免闹得天翻地复,得不偿失,所以店家都只当多一个收税的,散财消灾。1月28日当晚据说他在一个同伙家聚会,证明人都是他的同伙。这伙人手里有枪是不必怀疑的,也有人会开车。田原参加过两伙人的活动,但次数很少,有一次跟着余林栋一伙提着铁棍拦路抢劫,被带到派出所。前脚刚进去,后脚他当居民小组长的母亲就赶到了,在派出所里大闹一场,闹得民警不亦乐乎,只好把她儿子放了。据段崇先说,田原近两年里与“刀枪炮”团伙接触少多了,经济情况上也能看出来,他从团伙活动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田原待人很客气,懂礼貌,这一点给民警的印象也不错,民警从未把他看作“刀枪炮”团伙的正式成员。
田原的朋友还有孙海波,一个普通人物。男性,27至28岁,圆脸,身高1.75米左右,无业,摆摊卖过布匹。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此处民警便谈不出更多的情况。或者说,他从来没纳入过警方的视线。在鹤岗数十万人口中,甚至在年轻人中,他都只算个平均数。如果警察把这类人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的话,那么警力必须增加20倍以上。孙海波被牵连进来主要是由于他去田家的次数比别人多,而且,他是田原去南韩打工的介绍人,田原去车站只有他去送行。田原去南韩的事现在还是个谜。假设把孙海波视为犯罪团伙成员,那么这个团伙还差两个人,没有人看到过田原、孙海波和别人经常相处。孙海波原住南山矿一号楼,结婚后住砂轮厂附近。既认识田原,又认识孙海波的有闫文宇,男性,身高1.67至1.68米,瓜子脸,白嫩皮肤,眉清目秀,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平常。值得注意的是,他原在案发现场南山矿北楼三楼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1994年底辞职。家里是干部。把田原、孙海波、闫文宇3人看成一个团伙,勉强说得过去。那样还需要加上一个人,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可以算作一个。孙海滔24岁,1.80米身高,人称“滔子”,和他哥哥一起做过短期摩托车倒手买卖,两人比较亲近。当然,把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划进来,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值得考虑。田雨在初二那天与其母出走,其母在哈尔滨一户人家作保姆,他也跟去哈尔滨,说是到省城谋个事情。走的时间有点蹊跷。能够考虑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些,总的看来,田原的接触关系不算复杂。三伙人,其中两伙是“刀枪炮”,具备作案的车、枪等条件,也具备作大案的心黑手狠,体貌特征上则不尽适合。另一伙人没有发现有劣迹,但仔细研究,体貌特征上更相似一些。
会议进行到半夜11点多钟时,会场上又有激烈的争议。一派人认为孙海波嫌疑最为重大。孙本人在外貌上与匪徒中戴警帽的一个相似,并且,他也应该最了解田原最后的行踪。另一派人认为,孙海波介绍田原去南韩,所隔时日已远,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韩干不下去又返回鹤岗,参与了犯罪行动。孙海波等人从气质上不像作大案的人,况且以前连小案子都没作过,缺乏经验,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大。简直说,他们是否摸过枪都值得怀疑。此案理解像是“二棱子”或“黑子”一伙子干的,起码从作战经验上看像。
前一派反驳说,孙海波等人未必没作过案、没使过枪,倘若高成国、小金鹤两案是他们干的,那么他们在心理上、物质上都有了一定准备。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前科的人,而可能是隐藏较深,从未暴露的人。后一派意见也反驳说,高成国、小金鹤两案同样可能是“二棱子”等人干的,乔复山已经跑去北京,很难说不是为了逃避打击。孙匡男发言时,会场上安静下来。在公安大学读书时,孙匡男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毕业前一直是
全校的学生。凭着他敏捷的思维、熟练的组织能力以及标准的仪表,同学们都预言他前途无可限量,但他从来收敛放达,不为已甚,至今不过做到处长,而且已经觉得够了。在他看来,能做好这个处长实非易事,尤其在需要对棘手的案情明确表态的时候。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
“根据大家凑的情况,我更倾向于--”他顿了顿,“孙海波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
“我认为,田原去南韩打工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早在几个月前,这伙人就已经把全案的过程筹划好了。”
“为什么一具尸体丢在这里,我们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出尸源呢?这个人就住在鹤岗,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我们查得再粗,也应该得到线索。管片民警再失职,也不至于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出来。可是就是没有查出来。为什么呢?就因为罪犯事先已经摸清了我们产工作方式,知道案子一发生,大规模的排查就会开始。怎么排查?排查每个对象有没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田原恐怕根本没有去南韩,去南韩打工只是一个幌子,一个预谋,使我们在摸查中放过目标。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潜伏起来。只有孙海波一个人送他去车站,只有孙海波一个人知道他到底上没上火车。我相信他家里人,包括他父亲、他母亲、他兄弟、他女朋友都蒙在鼓里,不然怎么可能在摸查时个个若无其事,个个想不到是家里人出了事?潜伏了多长时间呢?3个月。3个月才突然出动实施攻击,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不妨说,策划者应该有点雄才大略,有高智商、思维周密。‘二棱子’、‘黑子’一伙人是不行的。凡明面上的‘刀枪炮’,大都是莽撞之徒,最起码不善于隐蔽自己,不然怎么会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呢?他们是另一路子,他们就干脆在明面上,干点小打小闹的事,策划大案,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利,起码危险性太大。”
“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海波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点证据没有。可是我想强调一点,就像张厅长说的那样,现在犯罪是在升级,罪犯的素质也在升级。过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没有耐心守法,最容易冲动的那一部分人。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里准备以身试法的人开始行动了。他们比较有头脑,善于权衡利弊得失,不愿意为了眼前利益丧失长远利益,所以能够忍受表面的服从。他们在我们看来也许还算是一类人口,但心里想发财的欲望决不见得比明里的强盗差些。他们自尊心强,要面子,欲望也更强,他们一旦觉得从正路上发不了财,把目光转向犯罪,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现在通过经济犯罪发大财的,哪个是低智商。”“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看‘1.28’明火执仗地抢、真刀真枪地干,他们这里每一枪都放得有章法,来来去去都有策略,从这里面闻得出文化水平。要是叫在‘二棱子’和孙海波两种人里选择,我想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转变,适应新的形势。”
房间里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闫自忠频频点头。接着,从位置发出几记掌声,张昕枫微微颔首,清楚地说道:“我同意。并且还要补充一点:”“不要忘了,经济状况也是我们分析此案的一个出发点。”“还记得田原的那条黄秋裤吗?我注意到,李宝励提供情况说,四五年前他就看到田原穿那条秋裤。田原的弟弟田宾说,田原去南韩把这条秋裤打在了行李里。现在在现场上,无名尸身上穿的还是这条秋裤。从搜查田家的情况看,田原的确比较穷,秋裤证明他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大的转变。‘二棱子’、‘黑子’两伙人都不缺钱花。”“1月17日,他们曾经有过一次行动,目标也是南山矿。由于司机逃脱,没有得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司机报案之后,铁东派出所不是掉以轻心,大事化小,而是认真对待,认真上报,在‘1.28’案发后及时提出并案,那么罪犯危险不危险呢?我看是有些危险的,可能会寻迹找到他们的聚集地。凭他们的脑子,17日暴露了一下后,28日再次出动,人数、手法都一样,不会不有所担心。可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不肯暂时避避风头,这说明什么呢?证明28日这天的机会对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急于弄到这笔钱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风险,就仿佛抢不到这笔钱过不了这个年。这种心情我看不像是‘二棱子’、‘黑子’这些人的。田原、孙海波、闫文宇这几个人都没有工作,平时不搞敲诈勒索,也不做买卖,生活来源是什么呢?我看他们倒象是职业犯罪,长期准备,以求一逞。”“我刚刚得到情报,据了解,闫文宇学过车,会开车。这样,几个人在相貌上,技术上就大体与条件能对上了。更重要的是,孙海波是田原所谓去南韩的联系人,田原即使是从南韩返回,也不大可能不与孙海波联系。孙海波至少要对田原的行踪负责。所以我同意尽快对孙海波等人采取行动。不能晚。‘二棱子’、“黑子”两伙人也要监控起来,先不抓。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伙人作案的可能。”
实际上,张副厅长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会场上再没有异议。确定立即抓捕的人员是: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张昕枫问:“这三个人都在家吗?”闫自忠回答:“已经掌握了,都在家。”王春林请示说:“闫帆和谢逢林也来了,您要不要见见他们?”张昕枫点点头,说:“叫他们来吧。”
南山分局有个民警,恰好是闫文宇的堂哥,这就是闫帆。田原的身份一经确定,牵连到孙海波和闫文宇,王春林就把闫帆的情况向张副局长作了汇报。张昕枫当时中:“这个同志怎么样?”王春林斩钉截铁地回答:“表现一贯不错,我认为是可靠的。”张昕枫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说:“那好,你找他谈谈,了解些情况。”闫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预审员,30岁,瘦高个,平眉,窄脸。工作上素来积极肯干,与王春林的关系处得也很好。王春林脑子里转过,这件事不能避开他,否则反而是对不他负责任。王春林打电话把闫帆找来,问他是否认识田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坦率地告诉他,现在已经初步确定,无名尸就是田原,田原的同伙可能有孙海波,问他除了孙以外还可能有谁。
闫帆当时吃了一惊,立刻想到闫文宇,那种复杂心情绝非普通警察能够体验。但他终于还是说,如果有孙海波那就有闫文宇。孙海波和闫文宇住邻居,他们的关系闫帆是了解的。在摸查中,闫帆也下到六号所,负责在发现假发的27委一带摸底,熬得眼睛都红了,却没想到凶手可能是自己的亲叔伯兄弟。
“还可以找一下谢逢林,”他说,“谢逢林也知道他们的来往。”谢逢林是大陆派出所所长,和孙、闫两人住紧邻,他提出谢所长,也是为了表示公正。本来以为王春林副局长会讲上几句,要他经受住考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等等。可是王春林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他,作好准备,参加传讯朱讯春的行动。蓦地,他觉得他永远佩服王春林。晚上8点多钟,他奉命去闫文宇家,观察闫文宇的动静。快到门口时,正遇上闫文宇媳妇甄玲出来,两人打了招呼。他问闫文宇在家没有,甄玲说在家,叫他进去坐,自己去趟小卖部就回来。闫帆说不进去了,只是路过,还有要紧事办。甄玲知道他们正忙,也就没再邀请。
回到六号所,向王春林汇报了情况,王春林点点头,就要他去休息,说指挥部可能还要找他去了解情况,让他先抓紧时间睡一会儿,闫帆躲进一间屋里,腿立刻就软了,坐在床上,愣了半天神儿。他明白堂兄弟这回是犯了枪毙的事,谁也救不了他。哪怕跑到天边上,也还是要抓回来。只存有一点侥幸,就是审讯下来证明不是他干的。但万一是他干的,他就只能承担罪责。去堂弟家的路上,他反问过自己:希望他在家吗?还是希望他已经跑掉?最后觉得还是希望他在家。既然谁也不能挽救他,跑掉了对大家都不好,对他自己也不是出路。也许是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审讯人审多了,对于杀人抵命的事已经看得习以为常,他比别人更能接受这种因果报应的事实,也明白自己处在执法的位置上态度来不得半点含糊。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堂弟偏要走这条路。谢逢林来了以后,听了情况介绍,琢磨了一阵儿,说:“背不住是他们干的,这两个人心都太重,都想干大事。可是表面上确实看不出来。”
现在,两个人都站在了张副厅长面前。张昕枫着急看了看闫帆,把手中的铅笔放下,问:“如果确实是孙海波,闫文宇作案,你有什么想法?”闫帆尽量平静地答道:“杀了这么多人,他们没话可说。”张昕枫赞赏地点点头:“你说得对。--闫文宇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过去是南山矿的总务科长。”
“母亲呢?”
“药剂师,在矿医院工作。”
“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
“他父母家经济情况还可以,他自己不行。原来在矿上干,每月200多块钱吧。爱人在机电厂工作,每月不超过200块钱。”
“父母家支援一点吗?”“结婚后他们就单过了,他这人面子重,从来不向家里要钱。”
“他什么时间辞职?”
“去年12月份吧,听说要去南方经商,好像出去过一次,详细情况不大清楚,我们平时走动不多。”
张副厅长转向谢逢林:“你对孙海波什么印象?”谢逢林犹豫了一下,说:“实话实说,我对孙海波不反感。他人很稳重,很孝顺,为人也比较仁义。犯罪的事另说。就平时表现来看,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在家里他是老大,什么事都是他撑着,老人病了,要拉煤了,盖个厨房什么的,主要靠他。他也吃苦。字写得好,爱看书,说话能说出道道来,对人也较和气--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张昕枫微笑着鼓励:“说吧,继续说,我爱听实话。”
谢逢林个子不高,身子也挺瘦,但是个爽快人,说话没遮挡。见张副厅长肚量大,又添了几句:“我们住邻居,有些事我知道。孙海波这人和大家处得不错,别人有什么事,他能帮得上忙的就帮,不惜力。比如说帮人挑水;也帮我们家挑过水,还爱摆弄个机械、电器什么的。他和闫文宇两人关系是好,尤其是前一段,见过他们串门儿,田原也来过。要说作案,田原那小子肯定干得出来,我不知道海波和闫文宇怎么能和田原走得那么近。他们两个都是有主意的,真要想作案,简单不了,人不能光看外表,不能光看人缘好不好。好人作不作案?好人也一样可能作案,这两个人我看也还是都缺钱,起码想挣大钱。简单说吧,是他们干的,我也信。”张昕枫问:“抓捕的时候,由你去敲门,他们会不会怀疑?”“不会。我去行。”“那好。”接下来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主要是什么时候动手。有主张立即行动的,有主张拖到三四点钟的。关键是很可能要发生一场激战。对方有作战经验,又处在高度警觉中,犯的是死罪,必然不存侥幸心理。公安人员登堂入室需要一段时间,罪犯稍有反应,就会拔枪射击。到那时候,敦促对方投降是不太现实的,结束战斗只能到最后击毙对方,这期间发生的伤亡、误伤都应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何局长提出,清晨6时30分左右比较合适。这个时间里,一夜过去,犯罪分子比较容易麻痹;天色已亮,许多人家开了街门,开始有人走动,又还都没有离家,行动起来不大显眼。张副厅长批准了这个方案。此时,天黑得正沉,外面寒风呼啸,声势浩大,仿佛有千军万马正向这个城市发动攻击。这样的夜晚,人们本来应该在家里熟睡。
罪犯蛰伏三个月才突然出击,
这伙人可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