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刘守光在覆灭前，急派韩延徽到塞北乞求契丹援助，将中原的虚实尽告契丹。契丹素知中原混乱，却不知已然如此混乱，于是就有了南下趁火打劫的念头。

在韩延徽的辅佐下，贞明二年（916）2月，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改国号为“契丹”（后改为“大辽”，又改为“大契丹”。为方便叙述，本书以“辽”做其国号，以“契丹”指其民族），建元“神策”，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群臣给耶律阿保机呈上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给述律平呈上尊号“应天大明地皇后”；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

耶律阿保机是“天皇帝”，妻子述律平是“地皇后”，长子耶律倍是“人皇王”，取意三才“天、地、人”。“三才”出自《易经》：“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之道也”。除此之外，耶律阿保机还下诏兴修孔庙。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对草原民族的巨大影响。

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后梁朱友贞立刻派来使节予以承认。按道理来说，后梁继承了大唐帝国的衣钵，是契丹人的宗主国，契丹建国称帝对于后梁来说是公开叛乱、“塞独”。然而朱友贞却第一时间予以承认，并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这当然是由于河东李存勖的存在，后梁需要契丹人给李存勖制造麻烦。

与后梁中央政府使节接肘而至的，是杭州钱镠派来的使节，同样是友好访问。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几股政治势力形成了叠罗汉式的分布，由北往南依次是契丹、河东、后梁、淮南、杭州。相邻的是敌人，相隔的是朋友。我们权且把他们的外交策略称为“至尊汉堡”式外交，饼与饼、肉与肉联合，饼与肉不共戴天。

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立即御驾亲征，清剿了草原上的残余势力，突厥、吐浑、党项、沙陀诸部，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皆平之”。取得了辉煌战果，俘虏酋长及部众数千人、铠甲兵器等九十余万（史籍未记载其单位，不知是九十多万斤，还是九十多万件）、牛羊驼马无计其数。

大大增加了大辽国力，更极大地提高了大辽声望。

于是，同年8月，耶律阿保机集结起三十万大军，对外号称百万之众，南下侵袭，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河东治下的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生擒朔州振武军节度使李嗣本。随后派人给云州大同防御使李存璋送去书信，索要巨额赎金。

李存璋将契丹使节斩杀，积极备战。契丹军队遂对云州发动攻击。李存璋顽强抵抗。于是契丹包围云州之后，向东进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杀一万四千七百余人，掳掠无数。

经此一战，大辽国的版图迅速向南扩张，自代北（今山西省北部）至河曲（黄河“几”字型弯道）、再到阴山（今河北省西北部）。耶律阿保机改武州为归化州，改妫州为可汗州，设置“西南面招讨司”，正式将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划入大辽国版图。

代北，是沙陀部落的龙兴之所，李国昌、李克用就是自代北起兵；而阴山，更是中原人的心理预警线，被视作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而如今，游牧民族已经将触角伸进了传统意义中的“中原”。

耶律阿保机攻打朔州的时候，也许因为年久失修，城楼无故自坏，契丹军队遂趁机鼓噪入城，轻松拿下。当时后梁和杭州使节都在大辽国，耶律阿保机热情邀请使团前往参观游览，向他们展示大辽军力，顺便暗示大辽国有神灵暗中庇佑。

李存勖得到契丹犯边的消息后，从河北前线返回，亲率大军赴援云州。

耶律阿保机的战略目标（趁火打劫）已经达成，没必要付出重大代价跟李存勖死磕，于是解围撤走。

李存勖班师太原，擢升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李存勖认真分析了时局，做出了判断：当前的头号敌人仍是后梁朱友贞，契丹人只是趁火打劫。契丹人要钱，后梁要命。于是，虽然遭受了大辽国无缘无故的攻打，并且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李存勖仍然派人出访大辽，继续以叔父、婶娘礼对待耶律阿保机夫妇，提议建立友好的双边互助合作关系。

河东使节抵达大辽后，韩延徽私下里交给他一封书信，请他帮忙带给李存勖。

信中，韩延徽向李存勖解释了自己以探母为由、北事契丹的缘由始末：“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

在信的末尾，韩延徽恳请李存勖善待自己留在幽州的老母，并向李存勖做出承诺：“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

韩延徽是非常聪明的。表面上看，他是把老母留在河东当人质，换取李存勖的信任，积极推进睦邻友好。实际上，则是要挟李存勖：善待我妈，否则，我一定教唆契丹南下，灭你！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韩延徽投身契丹，却把母亲留在敌国，同时获得了敌我双方的共同信任，都认为韩延徽时忠于己方的。韩延徽成了两头吃香的双重间谍。

史书上对韩延徽充满溢美之词，认为他对推动两国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应该追授诺贝尔和平奖。史籍记载：“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拿着《资治通鉴》，反驳得有理有据，“瞧，916年刚说了契丹不深入为寇，917年契丹就大举入侵幽州，权威史书打脸了！”

首先，请正确理解“不深入为寇”。非要咬文嚼字的话，契丹只是在中原的门口（幽州）蹭了蹭。

其次，再看前半句，“终同光之世”，同光是李存勖建立后唐之后的年号，公元923年4月，李存勖建国称帝，改元同光。狭义来讲，契丹在923年以前的入侵要排除。

当然，我们可以说“同光之世”应该理解为整个的李存勖时代，以支持通鉴打脸说。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了：韩延徽的这封书信是何时写的。

史籍对此并无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说李存勖遣使通好，韩延徽借机捎回书信。双方的使者往来比较频繁，能够载入史籍的，只是比较大规模或者说意义比较重大的，究竟是哪一次的使节捎回的书信，无从考证。

再者，史书虽然以严谨、客观为基本导向，但史官也摆脱不了浪漫主义情怀，例如欧阳修，倒不能说是艺术加工，但一定程度的润色是有的。对于《资治通鉴》的正确理解，应该是韩延徽的确为两国友好做出了突出贡献，就不要纠结细节了。

当契丹人满载而归的时候，河东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兵变，再一次为契丹人提供了可趁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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