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襄州安从进叛乱被平定

“诏赐襄州城内百姓粟，大户二斛，小户一斛，以久困重围也。”

“诏免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来屋税，其城外下营处与放二年租税。”

天福八年（943）

——正月，下诏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规定，“民有积粟者，均分借便，以济贫民。”

这就是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劫富济贫了，当然，我不否认皇上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天下苍生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只是操作起来有很大的困难，“民有积粟者”、和接受救济的“贫民”，他们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显然就是靠地方官吏，这就给贪官污吏留出了很大的施展空间。

我们有理由认为，被劫的未必是富人，接受救济的，也未必是穷人。好比今天有人开着奔驰宝马领低保、公租房，而有些穷人却因材料问题而领不到。

经是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

——6月，朝廷派出了几十名中央特派专员，下到地方各州郡，强行搜刮百姓的粮食。

这些中央特派专员如狼似虎，甚是严苛无情，只要发现有人胆敢藏匿粮食，当场诛杀。这就是朝廷对百姓公然抢劫了。

这次强征民间口粮的直接后果，就是本年9月“州郡二十七蝗，饿死者数十万”，一个月就饿死几十万人，蝗虫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背。

随着年底与契丹的战争正式爆发，后晋朝廷的财政更加吃紧，粮草、军饷、战马等战略物资严重匮乏，于是，石重贵对民间的盘剥更加严重了。

开运元年（944）

——正月，“诏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

抢民间马匹。

——3月，“诏天下抽点乡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资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为军号。”

强行征兵，老百姓要么上前线当兵，要么就出钱，至于上前线的这位民兵，年龄、体质等均不重要，而且盔甲武器战马等需要自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上前线的这位民兵，也许是位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也许是体弱多病的病秧子，反正都是送去当炮灰的。可想而知，这支“武定军”的战斗力如何了。

——4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州府括率钱帛，以资军用。”

再派中央特派专员，下到地方抢钱。

无论是奉旨抢粮，还是奉旨抢钱，地方官吏们的工作积极性都相当高涨。朝廷依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给各地下达了不同的指标，放心，所有地方都超额完成。

朝廷知道细水长流，然而虎狼吏们却要竭泽而渔。

比如洛阳，朝廷分配的任务指标是20万贯，时任洛阳留守景延广，很快就从百姓口袋中抢到了37万贯，还不打算收手。他的幕僚卢亿实在看不下去去了，就劝他说国家遭遇严重的困难，迫不得已，才向百姓量力搜刮，你已经身兼将相，地位之崇高已经到达了顶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如此贪婪无度，就不怕将来连累子孙吗？

景延广羞愧不已，这才止步于37万贯。

当然，这37万贯未必是实际数额，各级官吏之所以高效，是因为他们可以打着皇上的旗号，名正言顺地抢钱，然后中饱私囊，超出指标的钱，很大一部分都是流进自己的口袋。

再比如兖州节度使安审信，之前就以修筑城墙、应对战争的理由，向当地百姓强行摊派，搜刮来不少钱财，当中央特派专员到兖州时，安审信恰巧不在办公室，中央给兖州的指标是10万贯。特派专员逮捕了安审信的仓库管理员，命他打开仓库，里面满满的都是钱囤（存放粮食或现金的大竹筐，大者如房屋），特派专员随便打开了其中一只钱囤，里面的钱就超过了10万贯。特派专员呆立当场，望着满满一仓库的钱囤，不禁感叹，这孙子究竟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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