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钱币虽然散出一部分，但大多数还是挤压库中，偶尔用来霸府市买物资或者是赏赐功士，并没有在市面上真正的流通开来。

        这就是西魏当下的货币现状，民间乏钱可用，主要是缺乏市场认可度高的好钱使用，而官府的仓库中则堆积着数量众多的烂钱，也难用以洗劫民财。

        <div  class="contentadv">        李泰当然不是要铸币以洗劫民财，而是为了解决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既然要铸造新钱，那就要铸造足重的好钱。如此才能重新塑造市场信心，培养货币使用习惯。

        如今朝廷所积储的铜料数量也有不少，随时都可以开炉铸钱。只是后续钱币的投放和规范使用、以及对于私铸盗铸行为的监管才是推行新钱的重中之重。

        关中恶钱杂行久矣，一旦出现这种足重质美的好钱，第一便会引发囤积收藏，第二便会引发违法熔铸。新行的钱币长期在市场上流通量不足，发行了等于没有发行，反而会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与执法成本，并且损害新钱的信用。

        对此李泰跟臣属们讨论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新铸钱币并不直接全面向民间投放，而是优先投入军市交易之中，先向军士们进行赊贷，在军市当中形成一个回流，然后再渐次放大投入的规模与范围。

        之所以要作如此谨慎的尝试与限制，还是关中的经济体量与河北相比仍小，加上赋税水平也比较沉重，一旦小民财富因为货币改革而出现了价值的巨大波动，甚至便有可能赤贫破产。归根到底，还是关中的社会民生对抗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弱小。

        货币这样一个多年处于无序状态的交易体系再被重新启用，货币在与商品挂钩的同时，会随着市场信心的变化而出现高低起伏。这种起伏是官府都难以预判和控制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频繁的市场交易来逐步稳定。

        这个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钱涨铜高、谷帛如土，赌对了那就喜笑颜开，赌错了难免倾家荡产。

        李泰作为政策的决策人，也做不到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他能做的就是用谨慎的态度逐步去推动，给社会预留下足够反应和消化的时间，尽量降低币制改革给社会财富带来的猛烈冲击。

        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铸造新的钱币这一事情便被立项、加入到接下来的政府事程之中，而新的货币则就拟定为“同治五铢”。

        铸造同治五铢，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交易需求，但如今的西魏同样也有着大量的对外贸易。像是陇右、蜀中、山南，包括陕北都进行着许多对外的商贸活动。而且接下来淮南还要建立一个与南梁之间商贸互市的自贸区，用与江东之间进行市贸。

        河套地区所设立的灵州总管府以及下辖的五原定边城，同样也兼具一个与塞外胡部进行互市的职能，从而加强对整个漠南地区的渗透和影响。

        眼下李泰对内推行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激发社会活力，所以在境内货币供应充足之前，是不考虑将同治五铢钱向外推行。钱虽然不会长脚，但是人会。

        为了避免大量的同治五铢借着对外商贸流出于境外，除了对同治五铢的使用场景加以限制之外，李泰还打算铸造一种新的专门用于对外商贸的货币，暂时拟定为同治万国钱，与同治五铢的兑换关系是以一当十。

        这种当十钱只能用于对外商贸，不准在境内流通。这自然就是为的掠夺境外商贾之利了，只要这些外贸商人想要进行商贸，就需要卖出自己的商品以换取万国钱，否则那就不能入市交易。至于给李泰提供信心的，除了西魏越发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还有蜀锦和砂糖这种绝对强势、舍此别无的商品！

        不过在这两种新的货币正式铸造推行入市之前，还有一些防范工作要进行，那就是尽量扫清市场上存在的铜料，以及控制好一众储铜大户。

        同治五铢钱因其足重的特点压低了私铸的利润，只需要提防通过各种渠道退出流通市场。同治万国钱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利润外贸货币，一旦被大批的私铸坏市，那影响可是非常恶劣的。

        关中钱贱，连带着铜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并不是表现强势的商品，因此民间正常情况也不会大笔储存。而拥有大宗铜料的，往往就是沙门佛寺。

        在各种因素累加之下，李泰也觉得长安这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大辩论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