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这件事受辱的苦主乃是东魏孝静帝，根本就不被大唐朝廷所承认，所以朝廷也不会就此给予什么正式的回应，针对此事作出什么处置，只能任由舆情去进行批判。

    但这样一来，无疑又造成一个群众呼声得不到呼应、似乎有人在刻意包庇崔季舒的假象。    

    所以很快针对崔季舒个人的批判逐渐扩散到针对整个博陵崔氏，尤其是作为当朝宰相的崔谦因其位高权重，便也渐渐的非议缠身，不乏人认为就是因为崔谦暗中力保他这个族叔，才让崔季舒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李泰本意是对北齐人事进行一个批判和肃清，却没想到刚刚开始不久便歪楼了，有要波及到大唐人事的趋势，一时间也是不免有些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避免的，毕竟东西方虽是宿敌，但彼此间的人事联系又太过紧密了，无论是鲜卑武人还是河北世族，彼此间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很难做到彻底的切割。

    这也是李泰之所以不让朝廷直接出面，而是选择舆情批判的原因之一。毕竟朝廷也不能频频掀起诸如针对赵郡李氏大肆屠杀的手段，真要大加株连的话，他家亲戚也得被收拾大半。

    于是接下来，李泰又着令秘书监王褒前往太学会见一众河北贡士，并以诗文对这些河北贡士大加赞赏，至于用力点主要便集中在野中贤遗甚重，挑起一下河北在野才流与当权者之间的矛盾积怨。

    随着官方主动下场带节奏，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接下来的京中交际场合中，不断有贤遗被挖掘称颂的事迹发生，诸如“足下若居齐氏庙堂、齐业安能如此败坏”之类的声言更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大家统统成了斛律明月，北齐的灭亡完全都是因为有奸邪阻挠你们入朝效力啊！

    当这样的氛围被营造起来之后，赵彦深等原北齐朝堂高官顿时便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正是因为他们阻塞贤人入朝效力的通道，所以才会让朝堂上充斥奸邪，国事大大败坏！

    除了赵彦深等原北齐高官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还有一人也未能幸免，那就是魏收这个河北大手笔。

    魏收当年修史在河北便备受争议，诸如王松年等人当年甚至还因为抨议魏收所撰《魏书》而受刑，甚至有人还为此送了命，王松年等人也不得已逃离河北、奔赴山南。

    如今王松年等人都是在朝高官，而魏收却是以亡国之余而狼狈入京，哪有放过其人的道理，纷纷展开了针对魏收的口诛笔伐。

    随着相关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原本还稍显杂乱的议论声便渐渐的整合起来，针对原本北齐人事弊病的评判形成了一些比较统一的看法，由此也产生一个新的组合，被时流称之为齐氏三佞。

    这三佞分别是赵彦深、崔季舒与魏收，其中赵彦深身具高位却嫉贤妒能、不能为北齐朝廷招贤纳才，反而令小人充斥朝堂，齐政之崩坏概因其人典选失察。崔季舒虽出身名门却佞骨横生，全无气节贞性，可谓士大夫中极致败类。至于魏收，则执曲笔著史，大坏史风，可谓是罪大恶极！

    这三人罪名各不相同，但却因为各自乃是如今北齐旧臣当中声名地位最为显赫之人，故而针对北齐人事弊病的抨议大半都汇聚到他们的身上来。虽然如今朝廷并没有过分追究他们的罪过，但世论舆情却并没有放过他们，致使他们恶名缠身。

    日前赵彦深因受祖珽诬蔑陷害，行至同州又被擒回，幸在当今至尊英明公允、未加治罪，才让赵彦深摆脱了牢狱之灾。而在感受到大唐政治清明之后，赵彦深接下来倒也没有急于离开长安，而是选择暂留下来，与来到长安的关东时流们交际一番。

    毕竟虽然他并不打算在大唐政局中再有什么作为，但是儿孙总不能也随他一起沉寂乡里，总还是需要谋求进仕、获取功名的。

    他家既非名门大族，并没有太多故旧人情可以仰仗，唯有赵彦深在东魏北齐所积攒下来的人脉交情，所以便想在临行前再联络加深一番，等到来年局势越发稳定之后，儿孙可以循此进仕。

    但就是因为这一滞留，赵彦深没想到随着河北一众贡士入朝，舆论铺天盖地的恶评向他涌来，那一字一句声言如刀，让他的心情也羞愤有加。

    他有心想为自己辩解几句，毕竟北齐朝廷并不是他的一言堂，天保一朝自有杨愔等执掌朝纲，而他真正主持典选大权的时候已经是齐主高演上位之后了。那时候就连高演都难以完全掌控朝局，更何况他区区一个臣下。更不要说，在晋阳城破前他已经被褫夺一切官爵，以白身被掳至关中。

    可是随着舆情喧闹起来，时流又怎么会听他的解释，甚至于他越解释便越发的激怒时流。

    毕竟说破了天，齐氏旧臣们多多少少都因为权位的变迁更迭而遭遇宦海沉浮、官位涨跌，但赵彦深却能不受这些影响，乃是为数不多一路水涨船高、始终被高氏父子信任有加的心腹之选。如今北齐覆亡，赵彦深说他自己没有责任，或者责任不大，谁能接受这一解释？

    因见舆情汹涌，赵彦深的家人也是忧虑不已，便想劝说他早早离开长安这是非之地。而赵彦深也有感世事艰难，便打算尽快离开，可是一家人刚刚离开住处，便有人跟随在他们前后不断的辱骂、阻止一家人离开，因恐发生不测，只能再次退回去。

    随着舆论越发激烈，就连收留赵彦深一家的司马消难都遭到了波及，司马消难自是不想卷入这纷争当中，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便吩咐家人前往通知赵彦深一家离开自家闲邸。

    “荥阳公深衔旧情，借此华宅款待多时。恶客无状，竟然妄染烦恼于主人，实在抱歉。早便应该自去以还主人清静，还劳使奴走告一番，当真失礼。请归告荥阳公，款待之情没齿难忘，来年有缘再见，必更深谢主人此情！”

    赵彦深强打起精神向司马消难的家奴表达歉意，并且着令家人们收拾行李准备搬离，而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赵彦深家奴到马厩牵马，便见到其人用缰绳在马厩中勒颈自悬而亡。

    相对于赵彦深的自尽而亡，崔季舒的结局要更惨烈一些。

    他本来也打算悄悄离开长安以躲避这一场舆论抨击的风波，但是在车行出宅时，却有一群暴徒自街角冲出，一拥而上将他拖出车驾，被尖刀穿心而亡，尸体被抛在了大街上，并被浇淋了满身的便溺秽物，臭不可闻。

    舆情的抨击还没有触犯律令，可是这种当街行凶的事情却不可饶恕，因此在凶案发生之后，朝廷当即便勒令京兆府从速破案。而京兆府在经过一番稽查之后，很快便也将凶徒锁定并逮捕归案，乃是高澄之子高延宗并其家奴。

    随着三佞之中的赵彦深和崔季舒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身死，剩下的一佞魏收也是惊慌不已。为了避免横死下场，魏收直接伪装离京，逃出长安城后便径直往南而去，直往山南襄阳去投奔其外甥江夏王李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