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更衣室的门，围在米乐身边的几个学弟自觉地让开了。从下场以后，他们就一直陪着他。我朝学弟们点点头，匆忙地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赢了。”轻描淡写说出的话是我带来的最好消息，也是对他们的最好回报。米乐听见了，微微抬起了贴在膝盖上的小脑袋。他一只脚塞在球鞋里，无力地贴着地面，另一只则裹着长长的球袜，被他抬到了坐着的凳子上，让自己得以找到一件能抱住的东西。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应该来陪你的……”
似乎自己成了学长和队长以后就有“架子”了，总想在学弟们面前表现得更像个小大人——起码得像个大哥哥，所以也就很在意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形象，既亲近他们，又要有那种身为“长辈”的自尊。不过，一见到米乐惨兮兮的样子（就像卢卡家那只叫“小可怜”的三脚猫），我立刻把这些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步便迈到他的椅子边，像承认错误似的蹲下来，眼巴巴地求他。
或许对我来说，没能在最需要的时刻陪在最重要的人身边就是一个错误。虽然……我好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
他看了我一眼。我曾引用一个句子描述他的眼睛，“又大又黑，沉静的时候，显得好学深思，热情似火”，虽然那时我还未曾将那本书读完。而现在他的眼睛里全无活力，像黑夜里的井，漆黑幽暗的水吞噬了往日星星般的神采奕奕。和我对视的不是任何人的眼睛，只是米乐的眼睛，一个哭了好久快碎掉的小男孩的眼睛。
除了抱住他以外，我做不出别的选择。一个很奇怪的姿势，放到平时学弟们一定觉得莫名其妙，我将米乐抬到凳子上的那条腿一并挤在了怀里。我用了很大的劲，大到觉得自己的手快要抽筋了，或许是想让他感受到我的存在——不要怕，我就在你身边，一刻也不会离开了。他的下巴撞到了我的肩膀上，我被咬住了，准确地说，他将上半部分的牙齿藏在嘴唇下，压到了我的肩膀上，沉甸甸的压迫带着颤抖的恐惧。没人能看见，可能只是以为他趴在我怀里。他咬着，穿不透我汗涔涔的球衣，大概会咬出一阵潮湿的咸味，不是什么好味道。如果你难受的话，就咬得再深一点、痛一点吧，下颚也咬上来吧。我简直是疯了，我们俩都疯了。我感觉到了他从嗓子到牙齿到整个面部都在抖动，我的身体也渐渐开始发抖，几十分钟前发生的噩梦从四面八方漫涌上来，即便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也逃脱不了它的追赶。
“我不是故意的。”哭喊从战栗的牙齿与我的肩膀间的缝隙里传了出来。这是他唯一一句完完整整的话。之后边哭边抽，再也组不成句子了。在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也一度哭得没法表达，但还是能逐渐控制住自己。可这回他就差没像个被家长丢到幼儿园的小孩那样大喊大叫了。尊严、体面，我们俩从来都把这些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爸爸妈妈教会了我们这些，我们学得很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将自己训练到无论多难过都能在他人面前克制住情绪的地步。然而我们费劲心力建好的雕塑与宫殿塌陷了，就在今天。我不想害人不想当坏人没想让任何人受伤不是有意的不要他受伤我真的不是使坏我不要我不想我再也不敢了永远不敢了一辈子不敢了我不踢球了再也不踢了……米乐的话像刀子一样一一扎在我的心上。无论再怎么努力坚强，人还是会有崩溃的时候。“有时总有一种力量，能支撑着人，使他们不被改变”，周老师是对我这么说过，但这种恐怖与绝望在前后左右翻腾时，我找不到力量，一如我在过去的黑暗时光里望着戴在手上的手套，咫尺之间也感受不到所谓的正气。痛苦并不只是可以让人强大，它也能将人吞没毁灭。
只有到了哭累了，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米乐才真正停下了。我的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也不知是自己的还是米乐的。总之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差点要躺下了。本就很累，如今更是身心俱疲。我靠在了米乐的凳子腿旁边，他那条搁在上面的腿也终于垂了下来。麻透了，他哆嗦着用它踢着地面，像敲打一张快要破裂的鼓。
门开了，教练带着握手和谢场完毕的大家回到了更衣室，脸上没有多少喜悦之情。球场上的最终胜利只带给了我们片刻的兴奋，当离开绿茵场后，那种悲怆的情绪毫无例外地爬到了每个人的脸上。先前还可以用“专注比赛”作为借口逃避，现在却都要无可奈何地面对今天的惨剧了。进门之后，教练最先走到了米乐这里，想关切地揉揉他的脑袋，后者却抵触地掀起球衣蒙住了自己的脸，仿佛无颜见江东父老。我起身拍着他的膝盖，得到的也只是裹在白衣里的小脑袋厌烦的转动。
教练拍了拍米乐的背，回到了房间中央。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还是要恭喜你们。我们打入了决赛，有史以来第一次，你们每个人都很棒。”在明亮的灯光下，我似乎看到了她眼中的泪花，“老师也四十多岁了，和你们的爸爸妈妈差不多大。在我眼里，你们就像我自己的小孩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群孩子，每一个都是。老师永远是爱你们的，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这样的夸奖有些出人意料，让我们受之有愧。没有人回答。但都无一例外地看向了她，米乐也从衣服里偷偷瞄出了红肿的眼睛。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胜利之日几乎没有庆祝，像是打赢了一场仗后发现身边只剩下了寥寥几人。教练的话与其说是师傅对弟子的祝贺，不如说是母亲对孩子的安慰。
“多余的话不讲了，决赛怎么踢等下周再说吧。大家打扫干净更衣室，不要留垃圾。芮阳、敏学，这里交给你们俩了。”她干练地拍了拍手，做了最后的安排，“队长，你和米乐跟我来。阎希也一起，我们去医院。”
“没事的！”阎希的一只手还搭在腰上，但仍睁大眼睛从座位上撑起身来，表示自己不用麻烦教练。乐奔也说自己和卢卡会照顾好他，殿后的老叶和学学让他们仨先走了，不知他们最后是去了哪里。在这个年龄，拒绝大人的帮助而自己照顾自己其实并不是多么容易的事。等教练嘱咐完他们以后，我有些魂不守舍地走到了她跟前，心里却十分确定自己要说什么。
“那个……老师，我是队长，一定去。但就别让米乐去了吧。是意外，他不是故意的。去了，万一对面急了，他有危险……”
“大家都知道不是故意的。没有危险。可以去，应该去。”
“不要！”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公开顶撞教练。刚刚还下定决心再也不从米乐身边离开了，但现在我十分坚决地认定要把米乐安安全全地挡在这件事外面。他已经知道自己行为的代价了，何必再让他冒着危险去受一次次的折磨？何况见到他，对阿齐来说可能也是二次伤害——对方不仅误伤了你，还淘汰了你的球队。胜利者的身份让我们陷入了更尴尬的境地。
但我不敢正视教练的眼睛，不知那里闪烁的是温柔还是严厉的光。
“听话。”
短短的话里可能有略微的责备，但更多的是一种希望与期待，盼着作为孩子的我能明白大人的良苦用心。它甚至有请求的意味，仿佛知道这个要求有些为难我，所以有一丝无奈的色彩。它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更使我感到愧疚。很久没听到大人这么和我说话了，爸妈似乎不再要我做什么事了，我也不怎么呆在他们身边。但是，但是呀，我内心深处可能还是盼望着他们对我这个儿子有一点点要求的。
可我还是要保护米乐。今天死也不松口。
“我去的。”背后传来了米乐的声音，他从凳子上起了身，不想另一只脚也麻透了，猛地一走差点跌倒在地。赵蕤眼疾手快，扶住了他，并搭着他一步步走到了我们这里。恍惚之间，我以为他的脚受了伤。然而真正受伤的那个人恐怕连行走都是奢侈的。
“我不逃跑。”一字一顿，他仿佛在接连下咽嗓子里的呜咽，显露出抉择时的坚定不移，“我要去承担责任。”
他抓住了我的手套，力度大到我怀疑这是不是从他手上使出来的劲，险些要把我的手指像箭一样掰断了。在近乎无助地哭了那么久以后，米乐还是做出他此时最为果敢的决定。
“保护好米乐。”临出门前，岳隐悄悄在我耳边说，“像小叶上周说的那样，你要保护好他。”
我应该是点了一个下巴戳到锁骨的头，打开了门。
“带上我吧。阿齐是我的好朋友。”
门外站的是明明。我才发现他没跟着大家一同回更衣室，满头都湿漉漉的，好像从湖里捞出来一样。肯定是去洗手间了，但光洗脸怎么可能把头发都洗得湿透了呢？不明白。不过，我小时候有次换牙，牙齿将落未落，十分难受，索性横下胆子，把自己的脑袋按到洗手池的水龙头下，开足了凉水冲，在这种掩护下极为坚决地把那颗乳牙自己拔了下来。挺疼的，要不是有水在脑袋和牙齿间不停地流淌，我可能下不去手。
但明明可能不是为了缓解什么疼痛，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内心的，只是不想让大家发现他哭了。我没问。沉默是彼此间最好的尊重。不太记得清我们一行四人是怎么走出更衣室的了，也不知道是谁叫到了车。一路上，车窗外掠过的楼房与高架桥全化作了简单的线条，像黑白漫画草草涂抹的边际，无限而单调地延伸，使我们置身于没有光影的隧道。时而的颠簸让我在清醒与迷茫间摇晃，直到明明突然开了口，告诉教练，他想退了。教练短暂缄默，随后不声不响地点了头，不知是同意还是理解。米乐没有答话，他先前也说自己不想踢了，但此时说出了恐怕也毫无意义。无论他想踢与否，那张红牌带来的停赛使他注定不能在决赛中登场。对他来说，初中的所有比赛都完全结束了。
我好难过。我们赢得了胜利，却好像输掉了剩下的一切。不仅如此，还严重地伤害了别人。
初二以来，我都习惯往医院里跑了。伤病的阴霾笼罩了整整一年，宛如一场幽暗而密织的雨，不给人一点喘息的空子，冲刷得从头到脚浮现出灰暗的陈旧。眼神却被天花板上敞亮的灯光牵引，梦游般走到了骨科诊室那里。坐着李天城和艾尼瓦尔的长椅告诉了我们阿齐的所在，短暂的眼神交汇算是打过招呼，教练走进了诊室，我们仨留在了外面。没敢和理工的同学坐在一块，即使艾尼瓦尔明显地往长椅的远端挪了挪，我们还是缩到了对面坐下。
诊室的门没完全关上，我们却没有一人进去，连张望的都没有。明明说，现在应该是在钉钉子。我们这种没什么医学常识又没受过大伤的小孩能想到什么呢？历史课讲到欧洲史的时候，看过的那张耶稣画像吧。什么意思啊？米乐毛骨悚然。听到明明这话，对面的两人不觉抬头，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明明自己的短发也都快立起来了。没人再发言，似乎都在门外的嘈杂声中捕捉着门内的动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自己好像没这种勇气。据说能听到锤子敲打在钢钉上的声音，我记不得了，耳边犹如响彻没有接收到任何频道的电台的嘶哑。“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小时候看这个故事只觉得关公勇敢无畏，后来每每读到都是不寒而栗。细碎的声音宛如噩梦的银指尖在步步紧逼。[1]
“你那时候好勇敢啊。真的像个大英雄。”
“那是打麻药了呀。我自己都不敢看呢。嘿嘿，其实没告诉你们，做这些处理之前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到了医院以后，我躺在那个救护床上，在一楼等电梯。等了有三分钟吧，电梯一直下不来——这还挺常见的。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掉到了一个冰窟窿里，不只是太疼了，疼的要死，更是怕，短短的几分钟像几年一样漫长，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来不及治疗了，要被生生耽误得截肢了。越想越感觉脚凉透了，所以就疯了一样地哭，哭得陪我来的教练都吓傻了。后来是有个护士路过了，问我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但她能看见我的状况，就说别怕，能治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她一说我就好了些，起码哭得不那么厉害了。医生护士的话的力量也太大了，好像是老天告诉我，我还有得救呢。”
而那天下午诊室外的时间与阿齐多年后和我说起的等待同样漫长。我知道，他所承受的痛苦与恐惧是我们这些肇事者与旁观者永远不能感同身受的，但那种忧惧还是在细微的响动里蚕食着内心的支柱。他不会站不起来了吧？不会以后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吧？我毁了他。米乐似乎这么说了，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花瓣冻干后的碎裂，无声无息。也许说话的不是他，而是我的内心。五月初的燥热骚动，已能够从消毒水密布的潮湿中炙烤人的心。需要一点凉气或是一点水，大概是一块冰。夏天里的一块冰，它不会融化，只属于渴望在时间里静下来打个盹的人，如果他还能背负着良心上的不安入睡。曾经那么多个日日夜夜，我躺在酷暑的封冻或灰烬的寒冷里，反复思考自己手上的血。无意中犯下的罪终究是罪，我面对它，一如米乐今天勇敢地来到这里。但该怎么弥补呢？不知我现在出现在这病房外是不是弥补，或许只是在接受命中注定的惩罚。过去曾躺在病房里的是另一个人，身上连着各种仪器，但代表心跳的那条线终究悲哀而无奈地渐渐趋于平缓。爸爸妈妈以我们今天可能有的姿态相拥着等在门外，光在黑夜里黯淡扑闪。那时的我在做什么？坐在下铺上看被自己找回手套上的那首诗，窗外深沉的夜色隐藏了一个人再不可能出现在我生活里的未来与必然。
我想到了梅梅，希望她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告诉我怎么办。但她不在。我身边的是米乐。命运对他说出了黑色的玩笑，或是一个弥天大谎。在持久的时间里转了一个大圈，我们竟来到了生命里曾记住却不曾来过的地方。
“柯柯。”忽然间，他抓起了我搭在腿上的手。我疑惑地望向他。
“你好像很难过。”他的眼睛肿得就足够让我心疼了，“是想起什么了吗？”
我垂下脑袋，点点头，又摇了摇。
“不怕。”他这么说着，却还是在夏天打抖，分明是和我一样害怕。我攥紧了他的手，一起发抖。
“队长，害怕的话就哭吧。从来都没见你哭过呢。”明明还真是不了解我呢。可望着他被反复擦试过的眼睛，我绷紧了脸上的神经，尽力地点了头。李天城和艾尼瓦尔听到了什么，从对面走了过来。前者蹲下来安慰我们，说没什么事的，霍队一定会好起来。后者缓缓解下了背上的书包，摸索一阵子后又掏出了我们曾吃过的奶干。那是一阵仓促而有些疯狂地咀嚼，我们像吃着一块必须嚼碎而又绝不想碰的苦药，闭上眼睛把它塞到嘴里大嚼特嚼。远自数千里之外的牛奶与阳光在剧烈的碰撞中化为汁水，差点呛到了我。陡然想起小学的最后两年里姐姐好像比现在胖一些，也许，只是也许，是她吃了很多很多东西吧。至少我现在就想再多嚼点什么，把它们在牙齿间彻底碾碎，毫不留情地咽到肚子里。那段时间我吃饭吃得很少，在家每次拿起筷子时都不能不注意那个空空的座位，眼泪滴到饭碗里，越吃越咸，最后不得不丢到一边，将自己锁进房间。或许姐姐是为了不想起什么事，吃起饭来就狼吞虎咽，好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敲响我的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