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伍崇曜愿意出国考察，赵源多少有些意外，但是他心里也很满意，此时的伍崇曜年轻，且有能力，就是有时候显得有些毛躁，倘若能再出国长长见识，回来以后便能委以重任。

说起来，赵源目前身边能用的人还真不多，即便把赵家的一些姻亲和潘家的四个大舅哥都委以重任，人手都略显有些不够，光是一座广州城，再加上一个都督府，空出来的官帽子也多达数百顶。

除了官员以外，还有大量的小吏需要填坑，赵源将这件事视为重中之重。

此事事关重大，行商们便各自怀揣着复杂的心思离去，而留下来的则都是目前复汉都督府体系下的重要人物。

“在吏治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继续走以前的老路，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革。”

赵源对于吏治问题也有着一定的研究，吸取教训，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夏数千年历史，王朝兴衰更迭，表面上各有兴亡原因，但本质上都围绕着两件事展开，一是‘用人’，二是‘财赋’。

吏治，便是如何用人的方法论。

抛开过往不谈，单轮明清两朝，已经出现了一个规律，即“流水的官员铁打的小吏”，官吏官吏，看似前者尊贵，为百姓父母，但实际上官员与百姓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吏役才直接接触百姓，形成了官治吏，吏治民的现象。

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中枢朝廷派出去的官员数量有限，能够很大程度上控制地方成本，从而在低产出的农业社会维持薄弱的统治。

至于坏处自然也有，明清两朝派出的最基层官员就是县令，地方政务则被地方吏役掌控，说白了就是那些吏役背后的乡绅大族，于是就有了‘皇权无下县’的说法，中枢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十分薄弱。

若是太平盛世也就罢了，可一旦中枢逐渐衰落，地方豪强并起，百姓们就会被这些乡绅大族逼得家破人亡，最终不得不自卖为奴，倘若流民遍地，也就逐渐开启了新一轮的历史循环周期。

权力讨厌真空，中枢因为成本放弃了地方权力，权力就会被地方豪强所掌控，中枢也就只能跟地方协商着来，而无法真正贯彻改革，无法真正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当然，历代王朝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少有为之君都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限于生产力的缘故，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只能用各种制度去延缓这个过程。

当时间走到了近代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爆炸，也就让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变，因为在中枢足够有钱的情况下，就可以去尝试掌控地方。

东方暂且不说，西方各国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不分官吏，只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事务官皆有考试选拔，政务官则依托地方选举，政府的日常运作主要由这些专业的事务官来进行处理，而政务官则负责一地的方针大计。

赵源将这个问题详细地介绍了一番，众人却也只听得云山雾绕，唯独从兰芳过来的罗广平倒有几分认知，道：“那我们也实行这个制度吗？”

“不，咱们华夏自有国情，绝不能直接照搬过来，但是我们可以吸取一定的优点。”

赵源沉声道：“咱们也可以开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地方官员，但是咱们不用非得考上进士才授官，比如考上了举人，或者只是考上了秀才，也可以参加政务考试，如果考试成功后，就可以在籍贯之外的地方担任亲民官——所谓的亲民官，就是指过去的三班六房的差吏。”

听到这里，众人顿时就明白了过来，也就说把官员的标准放低。

过去大清实行‘九品十八级’，地方一个县里真正在朝廷挂号的官员也就几人，又分为正印、佐贰、属官以及杂职官数种，其中正印很好理解，一个县里也就一个知县，通常为正七品，直接除授方面，外县知县例由进士、举人、贡生及教习兼除，或者从下属官员中升迁，但是清廷正印官一般都是由进士担任，也就是所谓的出身正途。

正印官员之下，则是佐贰官，所谓‘分守令之政，共州县之民者也’，知县的佐贰官一般是县丞、主簿，会分管一部分工作，比如县丞通常分管桥梁道路、急递铺舍、考算钱粮、提调造作等，主簿则负责巡防捕盗、捉逃军逃囚以及、巡禁私盐私茶这些，像这两个佐贰官要求就没那么高，考上了举人就有机会担任，属于县里的二爷和三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