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在弗兰茨四处搞事儿的时候，梅特涅首相也没闲着，不过他依然是按照历史的轨迹滑向了意大利地区。

中意大利地区帕尔马、卢卡、摩德纳、托斯卡纳四国都在实际上受到奥地利的控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

尤其是随着铁路的建设和亚平宁商业同盟的建立，这些地区与奥地利帝国的联系不断加强已经在实际上成了奥地利市场的一部分。

至于整个意大利半岛最强大的撒丁王国也和奥地利帝国进行了多次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后者影响，至少表面上是臣服的。

两西西里王国费迪南多二世则是由于国内不停地叛乱，再加上对死亡深深地恐惧直接从极端自由派变成了极端保守派。

保守到闭关锁国的程度，没错那位曾经建立意大利半岛上第一条铁路、第一家近代航运公司、铺设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国王。

费迪南多二世甚至一度由于恐惧革命者从海上登陆，而切断了对外贸易的航线，最终导致了国内大饥荒和商业的衰落。

两西西里王国距离奥地利本土太远，再加上这种神经病的统治方式自然不是梅特涅的菜，他瞄准的是教皇国。

如果说沙皇俄国是列强识字率的下水道，那么教皇国就是非列强国家中识字率的无底洞。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财力，国家的运行不靠政府也不靠法律，而是看教皇和教士们的心情。

当时教皇国司铎的权力很大，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进入堂区（类似于社区）内的任何一间房子，裁定教会圣训是否得到了遵守。

他们既是警察局长，又是法官，同时还兼负着检察官的义务。此外他们还掌握着军队和立法权，以及代行圣座敕令和审判异端的职能。

简而言之司铎在自己的教区内就是神，而所做的事情可能让后世那些非洲仁君都显得“贤明”了很多。

整个教皇国330万人口中有超过三百万人都属于长期饥饿的状态，人们过着中世纪般的生活，夜晚几乎不存在公共照明。

穷人们的房子是由泥土和石块砌成，棚顶则用稻草覆盖，即便是贵族和教士居住的豪华宫殿也是被臭气所覆盖，因为他们同样没有卫生系统。

道路两侧随处可见成堆的秽物，以及在二楼窗边悬挂着的桶。

有相当多的人用不起铁器，很多人衣不蔽体，甚至有的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可怕的贫穷不只让现代人无法相信，就连常驻在教皇国的外交官也很难相信。

鲁道夫·冯·吕佐夫奥地利驻罗马大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这让我很难相信，我在最接近上帝的地方见到了最亵渎的玩意儿....

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不自知，荒谬、愚昧都不足以形容我看到的一切....

在前往罗马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或者她看起来对我的猫很感兴趣。

由于那个孩子面容姣好，眼睛很漂亮，声音也很动听，但没有穿上衣，头发又很长，所以我无从判断其性别。

作为一个传统的维也纳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我将我的猫赠送给了那个可爱的小家伙儿，还送了他或她一件衬衫，以及一个银币，希望他或她能有快乐的一天。

过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我发现刚才那个孩子忘了拿猫粮，我可不希望萨斯瓦先生（猫的名字）离开他心爱的小鱼干，于是乎又折返回去。

然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肮脏的女人正在穿着我送出去的那件白衬衫，而一旁的木架子上是血淋漓的萨斯瓦先生。

我愤怒地从盒子中取出我的单发手枪，想要让眼前这个肮脏的女人给萨斯瓦先生偿命。

可当我看到一旁两个小孩子感激又期待的目光时，我选择回到马车上飞也似地离开....”

教皇国的贫穷、落后、愚昧可见一斑，当枢机主教们乘坐奢华无比的马车穿过大街小巷时，无数的乞丐正在城市中穿梭。

他们在每一个街角、每一座广场、每一尊纪念碑和每一处教堂门口乞讨，他们就像教会描述的无边伟力一般无处不在...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并不是一个受人爱戴的统治者，他的无能和愚蠢也在加深着国家的危机。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生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一个地方贵族家庭，长着高耸的鼻子，嘴唇下弯，呈现着一副永远不变的皱眉表情，最可怕的是长在脸上的肿瘤让他只能深居简出。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以苦行僧自居，然而相继建立贴现银行，罗马银行，圣灵银行及储蓄所等金融机构，还建立圣水公司，任命企业家管理教会内部事务对于金钱的渴望远超其前辈们。

不过由于经营不善教皇国只能不停借款来度过眼前的危机，到了1846年债务总额已经达到3600万兹提罗金币之多（1兹提罗金币=0.4英镑）。

其中仅仅是法国的洛希尔银行就出借了近2000万法郎，欠奥地利帝国的债务更是超过了五千万弗罗林。

格列高利十六世为了偿还债务将各地的税卡，以及酒类、食盐、鱼类、蔗糖、棉布的买卖特权抵押给了商人。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黑色贵族”掌握着一切，而数百万的民众则忍受着贫穷和饥饿。

黑色贵族是指教皇的后裔和红衣主教的亲属们，另有说法是因为僧侣们身穿黑衣所以被称为黑色贵族。

如此的统治之下，再加上民族主义的思想传播，起义是难免的。

起初的教皇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任博洛尼亚主教的马斯泰·费雷（后来的庇护九世）并没有对起义者的评价是：

“佩鲁贾、弗里诺、斯波莱托和特尔尼所有的乱民不过500之数”

“没有制服、没有领导、没有胆识、这群人没有本事吓唬任何人！....”

然后那所谓的五百乱民便在博洛尼亚城下大败教皇国一万两千人的大军，并且队伍随之迅速壮大，冲入城镇杀死神职人员，到处抢劫圣库。

马斯泰·费雷弃城而逃，但他不认为是自己输了，而是癫痫症发作导致他无法御驾亲征致使士气崩溃，并向教廷申请再次挂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