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遇到了敢跳出来打劫车队的，其实但凡有一点见识就不会对这种规模的商队出手。

这倒不是车队规模太大，或者是卖的货奇怪，主要是人数太多。商人毕竟是要逐利的，通常不会雇佣太多人。

人数众多通常意味着上面的东西很重要，或是人很重要，这都不是普通强盗能对付得了的。

一般来说只要随便放上几枪，那些拦路的劫匪就会四散奔逃。

弗兰茨还看到一些公共工程，模式不同以往与奥地利的格外相像，只不过预计提供1万个岗位，但实际受灾人数太多，编制只能一扩再扩。

最终硬生生扩编到44万个，可预算却一分钱都没增加，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由于粮食价格的疯狂上涨，理论上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工资却变成了两便士，部分地区甚至每天只有一便士，这个价格在伦敦连个童工都雇不到。

而且以工代赈的工程大部分权力都把持在官僚和地方议会手中，他们看到有这么多劳动力自然就扩大了工程规模，也就是所谓的上强度。

然而此时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早已经被饥荒折磨得营养不良，筋疲力竭，这些人要么骨瘦如柴，要么浑身浮肿，根本就没法承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报名火热，审查严格的以工代赈工程，最后变成静坐抗议。

结果英国人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饥荒问题，还导致爱尔兰地区出现大量摆烂工程，弗兰茨觉得用不了多久这些工程就会烂尾。

毕竟工程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的预算，而地方上又不想补足差额。

理论上讲这种扯皮应该会有一个尽头的，但是很快整个英国就会步入到更大的危机之中，一个他们自己亲手策划的危机之中。

“看来英国人学得挺快。”

弗兰茨感慨道。

“不过他们似乎没有学到精髓，而且他们似乎也不想拯救那些爱尔兰人。

殿下，您看看窗外的麦子，牛、羊英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爱尔兰的饥荒问题，甚至所谓的饥荒本就不该存在。

您完全没有必要来这里，该受到谴责的是英国人。停在码头上那些粮食，如果您送到国内，民众一定会感谢您的恩德。”

劳舍尔大主教语重心长地说道，弗兰茨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答。

装粮食的船就停在岸边没错，但是那些手里只有几便士的饥民又怎么可能买得起。

这两年时间英国的粮价上涨了75%，其实从1840年开始英国的粮价就在不断上涨，1844年较1840年时上涨了46%。

而奥地利帝国的粮价虽然有波动，但是从1840年开始趋势始终是向下的，到1846年秋季为止，价格还下降了5%。

此消彼长之下，奥地利的粮食价格还不到英国粮食价格的一半。

这些殖民地的粮食继续送到奥地利也不会增加什么幸福感，反而是让奥地利帝国的农民们都恨得牙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