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土地是无法携带的，也不能太远。和苏州地主讲，在越南有一大片肥沃的无主之地，只要去了就能发财，是毫无意义的。离家太远了，无法有效控制，因为想彻底拥有土地所有权，光有钱没用，必须得有权。

        他们就像是大树，茁壮的程度不取决于树冠的繁华，而是要往地表下面看。谁的根脉扎的深、网络大，谁就能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div  class="contentadv">        如果树下面的土壤养分、水源不足了，就把根脉继续向周围生长，去和其它树木争抢，不死不休，内卷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换一块肥沃的土地不成吗？太难了，古人说的好，人挪活树挪死。根系越庞大、树干越高大，更换到新环境里的存活几率越小。

        农耕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总结提炼的精华。放弃熟悉的一切还有几辈子人的努力，去做根本没见过更把控不了的事情，就像让大树挪地方。

        所以新政再好，对于他们而言却无异于挖断了根脉，和抄家灭族的效果基本相等。即便知道对抗起来很危险，成功率还不高，也得硬着头皮上，没得选。

        “说来惭愧，某在古田整日面对铜臭之辈，虽竭力抗争却孤掌难鸣。与其同流合污，不如急流勇退。”

        张邦仁的情况和杨德周相似，他在福建古田任知县。当地不靠海，新政推广的相对较晚，刚开始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能凑合做下去。

        但晚不代表不来，当新政顺着闽江北上到古田时他就有点顶不住了，若不是同为宁波老乡的福建左布政使丁继嗣百般回护，怕是等不到今天早就被罢官了。

        “齐庄、上方、叔田，丢了官职没什么可惜的，据我所知，近三两个月江浙各州府辞官致仕者不下四五十人。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昏君一意孤行，我等又能奈何？”

        听着杨德周和张邦仁的抱怨，陆懋龙倒是比较冷静。他早在景阳五年就因为卷入谋反案被贬为庶民了，虽然怨恨并没随着时间减小，但火气已经消退了，更习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

        “冷尘兄所言极是，不为昏君效力非我等之损失。然新政猛如虎，眼下山东和直隶也开始推行，若是大行其道，很快就会波及南直隶和浙江，到时候我等会避无可避。”

        对于陆懋龙的态度屠本畯很支持，要论政治损失他应该是最大的，正五品的礼部郎中说没就没了。不过和这些损失比起来，他更看重家族的得失。

        和知县不同，做为中央官员，即便对新政嗤之以鼻又讨厌至极，也不可能充耳不闻。根据这些年的总结，新政一旦站稳脚跟，肯定不会局限于一省一地，必须要向周边蔓延。

        而直隶和山东又不像广东福建那样偏远独立，毕竟是京师所在，各地商贾集中，货物往来频繁，有点风吹草动，很快就会顺着大运河一路南下，想堵都堵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