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为了赚钱，不辞辛苦四处寻找均需物资，小心翼翼用最小的成本运到边关。朝廷虽然付出了一部分专卖品，却解决了边军的后勤补给，且成本适中，看上去是双赢的局面。

        财富本身并没坏处，权力本身也不是恶魔，但这两种东西就像助燃剂和可燃物，只要碰到一起，再加上人，必然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能量是不可控的，结果自然是摧毁。

        其实洪涛并不反对这么做，除了公权之外，法不禁即可为，很合理。如果觉得山西商人赚太多了，朝廷可以及时修改法律，比如严禁用多少年以上的陈粮冲抵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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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山西商人就是开中法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九边重镇中有三座都在山西境内，明朝初中期的威胁也大多来自山西、陕西的的北边，而不是辽东地区。

        而有了权力的撑腰，并没让晋商集团心满意足，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因为保护伞不是白来的，是用真金白银换的。换句话讲，交易安全度提高了，但交易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很大一部分利润都进了朝廷官员的荷包。

        既然从开中法里得不到更多，那就扩展业务呗，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边境贸易。大明朝廷为了有效遏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把双边贸易当成了经济武器，主动控制出口量。

        这么一来大部分竞争对手很快就被成本给打趴下了，谁也不敢或者不愿意跑到山西去开荒种田，慢慢的山西和一部分陕西商人就形成了垄断，几乎承包了北方大部分边镇的后勤补给业务。

        但山西商人比他想的更为激进，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手里的银子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当搬运工了，开始在朝廷里寻找官方代理人。这下把原本还相对公平的交易变成了钱权之间的互利互换，与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异曲同工。

        控制了北方的盐、茶贸易，再加上边境走私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晋商们仍旧不满足，又把眼光盯上了仕途。没错，他们准备培养自己人进入朝堂，然后影响朝臣甚至皇帝的决定，制定有利于晋商的政策。

        但很快山西商人就发现了一件事，从内地购买粮食再运到边关损耗还是有点大，于是就尝试着雇佣流民在边关附近开荒种地，玩起了自产自销，称之为商屯。

        明代的盐和茶都是政府专卖品，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凡是被打上专卖标签的货物，百分之一万都有特别高的利润。

        经过上百年的悉心经营合纵连横，晋商集团在朝堂里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浙党、东林党，之所以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没引起洪涛的关注，真不是势力太小，而是所求不同。

        晋商集团的官员对政治理想不太热心，也不打算鼓吹任何治国安邦的理念，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赚更多钱。只要不影响他们发财，无论是什么派系都可以成为朋友，反之也一样，绝对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