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十九年（1623）冬，景阳皇帝御驾亲征叶尔羌汗国大胜而归的第三个月，云南巡抚陈用宾病死于任上。临终前几天又给朝廷发了一封奏折，对南部土司与缅甸之间的争斗深感忧虑。

    皇帝对这位大半辈子驻守边疆，为国家鞠躬尽瘁的老臣之死深感内疚。特意召开大朝会，当众宣读了其功绩，追赠太傅，谥文襄，赐小琉球金鸡纳种植园百亩，召其孙入大学。

    同日，钦点总参谋长袁可立任西南总督，兼云南左布政使，从广东、福建、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急调三十余名知县、主簿，一同赴任。

    死了个巡抚，身后尽享哀荣，算不上大事儿。可皇帝突然让袁可立出任西南总督，还派了一大群地方官协同就很耐人寻味了。

    袁可立何许人也？与礼部尚书袁应泰号称二袁，一文一武牢牢把控着朝堂和军队，乃景阳皇帝的左膀右臂。现如今突然派往地方任职，还是偏居一隅的西南三省，难道是得罪了皇帝被放逐？

    再看看跟随其前往的三十多名地方官员，答案就比较明显了。无一不是年纪轻轻却履历丰富之辈，而且全部出自一个地方，海户司。

    当初广东、福建搞新政，李贽和袁应泰确实冒着极大风险打破了不少官场陋习，但绝大多数具体工作却是由这些寂寂无名的小吏去完成的。

    到了直隶、山东实施新政时，又是这些年轻人冲在第一线，只不过有些已经从小吏变成了小官，从政经验更加丰富，战斗力更强了。

    然后他们又跟着周道登去了河南、陕西、山西，继续在三省推广新政。此时不光身份成了有品阶的正式官员，其中还不乏州府主管，人数也翻了好几倍。

    周道登是出了名的滑头，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狠角色，无论是当地的官员、豪强还是皇族，谁挡了道就干谁。且手段极其阴损狠辣，往往都是组着团的打群架，所过之处官场一片哀嚎。

    现在要从他们之中抽调几十人跟着袁可立去云南赴任，最明显的答案就是皇帝要对云南下手了，大概率是要推行新政。

    可是再仔细想想吧，好像又不对。云南与广东、福建、山西、陕西、河南不同，其它省份之所以叫推广新政，是与之前实施的政策相比较。

    而云南、贵州，加上广西和四川的部分，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土官制，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习惯，根本不受朝廷政策统一限制。连旧的都没有，和谈新政呢？

    皇帝得糊涂到什么地步，才会去云南推广新政？袁可立又要谄媚到什么程度，才会不予劝谏任凭皇帝瞎胡闹？

    很显然，皇帝和袁可立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说袁可立大概率不是去云南推广新政的，而是有着其它目的。

    是什么呢，这就不好猜了，还是等着看吧。反正云南也不是化外之地，有驿道相通，但凡有点大动作用不了两个月消息就会传出来。

    中国古代从中原进入云南主要有三条路，分别对应三个方向。最北边的是清溪道，唐代之前也叫五尺道。它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南经过雅州（雅安）、建昌、东川、抵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