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总督衙门时，王汝槐在侧门下轿入内，同时派仆从去递手本求见。

过了一刻钟功夫，里头出来一个总督的幕友，远远拱手笑道：“不知道巡按大人有何要紧的事？冯公贪杯多喝了一些酒，现在已经歇息了。大人如果有话，可以令在下转达，如果真的十分要紧的大事，那只能将冯公推醒再说。”

王汝槐看看日头，知道这个幕友纯粹在放屁。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就喝醉了睡下了，明显是推托之词。

不过他对这个幕友也摆不起架子，总督和巡抚身边的幕僚都是亲信，而且都有功名，将来放出去就是举荐为官，不可以视为下人仆役的，甚至幕友清贵，与主家分庭抗礼，主人须以师友之道待之，比起治下的官员还要更尊重几分。

眼前这个幕友是举人出身，并没有选择继续考进士或大挑为官，而是跟着总督到大同上任，图一个边功举荐，将来少不得给他一个知县名位，是以不仅不能以盛气欺这幕友，反而要加几分客气……对武将，是不妨欺凌一下，对同为文官的同僚，过于盛气凌人，会引起舆论不满，影响自己风评……

“既然如此，请上复总督大人。”王汝槐道：“大事在即，请总督大人千万留心。”

总督幕僚神色郑重，身为总督的心腹，他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大事到底是什么事情，而如果真的发动，结果殊难预料，很可能弄到边衅大开，和记大军压境，乃至破关而入……上次蓟镇的事已经传扬开来了，朝廷针对和记的举措无功而返，半途而废，只能引为笑谈。不要说北方这样，南方据说也有官员想查封商行，禁止和记车马出入，禁止和记海船入江口，结果根本无人附议，情形比北方还要尴尬几分，这种消息反馈回来，只会令人更加的气沮而已……

现在如果真的发动，和记不可能再虚陈大兵于边镇，定然会真的大起兵戈，蓟镇顶不住，难道大同就顶的住？

虽然洪承畴和卢象升等人在不停的练兵，并且不断的充实防御，但朝廷钱粮有限，以这个幕僚私下与冯嘉会谈起时讨论的结果，朝廷要复振大同，不仅要调任大量的精明强干的官员，对武将也得大换血，并且培养武将读书明礼，知忠义，懂礼节，晓历史，这样方能与官员配合练成强兵。同时需要每年最少二百万两折色和二百万石以上的粮食，这样才能练出强兵十万。

再加上要铸炮和制造战车，火铳，一年三百万怕才够用。

加上榆林，甘肃，陕西，山西，宣府，这么多军镇，一年三千万两才能维持百万大军的战斗力……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清季开国之后因为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将明朝的士绅阶层力量打的粉碎，国家用度比明季增长了很多。到康熙年间岁入超过三千万两白银，这个收入是相当可观的，而清廷不过养兵八十万，二十多万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加上少量的蒙古，和当年归附的汉军组成的绿营有五十余万，八十万军队的开销占了清廷每年财政收入的八成左右，每年花销在两千万以上，其中又以八旗独占大头，绿营只是少数。

清朝的武备也是逐渐废驰，从康熙年间八旗兵就不复当年之勇，可是由于重金养兵，其武备是在缓慢的下降之中，清乾隆中，仍以大军开赴新疆，平定准部和回部叛乱，乾隆的十大武功有一多半是凑数，有几个是打肿脸充胖子，但平定新疆之乱，绝对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战功了。

数万清军以满蒙兵为主，万里征途远赴新疆，甚至以察哈尔各部丁口连家属一直移驻新疆，数百年后还有察哈尔部蒙古人形成的自治县，也是为了维护西域疆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至于尽屠准部十余万人，也是使西域彻底稳定下来，回部也在屡次反叛后被征平，其重金养兵，毕竟还是有效果的。

而大明帐面上的兵力数字是清廷的几倍，以武备来说，则败坏不堪，主要的原因还是受限于财政，以明初的财务体系来应对明末的复杂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冯嘉会和他的幕僚倒不觉得以阳和到张家口的驻守会拿不下张瀚，他们担心的是拿下张瀚之后的事情。

朝廷一直在整兵备战，但有识之士无不认为朝廷的准备还差的远……按冯嘉会等人的看法，先把财税收入从一年千万不到涨到三千万两一年再说……不过就算真的有三千万一年，以现在文恬武嬉的状态，这银子是否有用，也是难说的很。

由于信心不足，自然是对动手擒拿或斩杀张瀚之事敬谢不敏……冯嘉会根本不想沾边。他已经是老迈之人，名声也不坏，被魏阉逐出京城，在总督之位上等若养老而已。这般事情，不做不行，做出来风评大恶，卢象升是心忧国事，一心报国不计自己的毁誉清名，而主持其事的崔呈秀和霍维华之流，则多半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为朝廷除一大害，便是赤裸裸的邀功之举。而洪承畴则是赶鸭子上架，迫于无奈而已。

冯嘉会则凡事不管，特别是对王汝槐这样与京中交接沟连，负责两边沟通的人，平时能不见就不见，这一次王汝槐突然上门，风色不对，当然是断然拒绝……

王汝槐又好笑又好气，出得门来，见总督大门口站班的兵丁斜搂长枪，站的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守门的兵都这么散漫，督标营兵是什么德性可想而知。冯嘉许不理军政事务，凡事几乎都交给傅宗龙和洪承畴和卢象升等人去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