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首的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精英们立刻找到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夺权办法，即抛出“军队国家化”议案，理由是国家已经统一，应该统一政令和军令，这也是现代皿煮国家的标志之一。

凭心而论，这个方案是很难被辩驳的，诸人都刚经历过有兵就是王的军阀时代，对军阀的害处亲身品尝过，因此这个口号也很能蛊惑人心，赢得了包括段祺瑞、李宗仁、白崇禧以及皿煮党派和很多不明真相省份头面要人的赞同。

本来对国民党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等无休止的对政|府的牵制不满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中间派胡汉民等也表示认可。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湖北、安徽、广东、新疆、浙江、山东、云南、山西诸省的省长原先都是因为种种原因，或是在当地有极大影响、或是因为人民党统战的需要、或是利益的交换，而担任各地方诸侯的行政首长的。

他们赞成国家的统一，也在当时的形势下认可人民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但在思想上很难认同军队脱离于政|府之外。

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好机会，让军队置于政|府之下，真正达到三权分立、而不是让军队成为游离于三种工具的第四种势力，因此也为之摇旗呐喊，并鼓动本省参、众议员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以迫使此一条款得以通过。

张汉卿是知道其中的利害的：军队国家化，则动摇了人民党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根基保证，也动摇了宪法规定的人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并让多年以来辛勤的付出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可能。

后世台湾国民党全面崩盘、沦为最终和民|进党一起进行“竞争”的在野党就是明证。庞大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崩塌，军队国家化同样是重要推手之一----军队不是党的了，在党受到危难的时候他还会做坚强的后盾吗？军队为谁而战？

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则反对党兵不刃血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力量，人民党也沦为与其平起平座的竞争党，这是张汉卿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为张大帅们所不容的。

不过这个提案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无他，“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张汉卿经过中卫改编以后一直强调的，人民军的控制系统由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这是写进临时宪法的。

要修改宪法，没有参、政两院各三分之二多数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倒阁派就是在占优势的众议院都达不到这个比例。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要看他们从人民党内有没有机会拉出一部分选票。

人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这个建立还不到10年的新兴政|党良莠不齐：半数是少帅亲自带出来的西北人民党、军班底，这部分在政治上相对可靠；半数是陪伴张作霖一同打江山的老奉系，这里的小派系就林立了。

有所谓的“旧派”、“新派”之说，后来又“新派”划分为“士官派”、“大学派”等。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还有新旧过渡人物，成分较杂。

“旧派”里大部分人和张作霖一样是绿林出身的，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张宗昌、马占山、许兰州等人，一些人物如孙烈臣、于学忠、郭松龄、李景林、王以哲等虽为新派但同时为张作霖效力己久，是新旧派过渡人物，对张氏父子非常忠心；

另一些人物如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因为被少帅所不喜，在奉系发展过程中逐渐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心或被清除。

在张汉卿后来发展的人民党骨干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封疆大员，坐镇一方。这些人中，有的是当时政坛上有名的宿老大勋，有的是赫声乡里的头面人物，有的是能够为民请命的清官能吏，有的是有一腔报国热情的知识分子。

他们加入并忠于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人民的“忠”，加入人民党只是有机会服务桑梓的阶梯而已。

他们对于“党”的概念，还只停留在作为施展抱负的工具阶段，远不如按照张汉卿所要求的对于新党员“不但从程序上入党，还要在精神上入党”的忠诚程度。张汉卿用他们，也是利用其在政治的影响力与经济上有为的能力。

虽然后世看来这二者并不矛盾，但在当时，却是对人民党能否继续执政的一个非常严竣的考验。在危急时刻，难保他们政治上不犯幼稚病。

而且就在奉系老地盘中，在内蒙诸地有极大影响力的德王和云王也为此大动口水，极力游说民选议员们同意这一方案，他们涉及的范围包括后世内蒙四省的热河、绥远、察哈尔、兴安，这些都是人民党的传统优势地域。

形势急转而下。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