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没有英俊的外表，也没有特别高挑的身材。在普遍剃须的短发的东北政府风气下，他也没有刻意要保留浓密的胡须，这位47岁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干净利落。

在饭桌上，王永江很是自然。毕竟何锐要的菜分量不大，如果和满清官场上的规矩，王永江就可以不吃了。而王永江听说，何锐很不喜欢满清官场的风格。

果然，就见何锐对吃饭并无兴趣，所以吃的很是随意。下筷子多的，是调料味道重一点的菜色。

年近五十，王永江早已经被人生经历磨炼的沉稳。虽然各种想法，却用着与何锐一样的态度，与何锐一起把饭菜一扫而空。喝完了蛋花汤，何锐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叹道：“难道是卖盐的被打死了么？”

这下王永江才知道何锐觉得饭菜里盐放多了。不由得对何锐的心性有些佩服。以何锐现在的地位，吃到不和胃口的饭菜后，一言不发的起身。就算是非常有涵养的。当即骂几句，不过是再正常不过。

但何锐这么隐忍，王永江也有些担心，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王永江向何锐说道：“主席，年轻同志们做事有些过于激烈，不过我在会议上说的话也有些过了。”

何锐端着水杯笑道：“没有过。王行长是用优秀成年人的标准要求年轻同志，大家年轻，难免急功近利，此事是王行长做得对。”

王永江这才放下心来。毕竟王永江自己是旧政府的人，年轻同志们则是追随何锐的一批人，两者亲疏不问可知。

心情放松后，王永江问了自己好奇的问题，“主席，那些俄国人想在这冰天雪地的冬天从贝加尔湖到海参崴，只怕一路上得死不少人。我只怕边境上会出现些混乱。”

说完，王永江看着何锐的反应。就见何锐神色淡然，并没有出现任何对俄国人的恨意。这雍容大度的神态着实与何锐30岁的年轻不太相符，何锐太沉稳了。

何锐挺赞同王永江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就答道：“王行长，几十万人被集体冻饿而死的事情，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我们身为人类的一员，不能对此事坐视不理。虽然现在欧美也在因为他们糟糕的个人卫生情况，每天几十万人病倒，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病死。但是我们依旧需要向全世界呼吁此事，对此不能坐视不理。”

王永江一点都不喜欢俄国人，对于俄国人遭殃也没什么兴趣。更是清楚白俄的目的是为保住手里的钱，就让上百万人冒着死亡的风险搞出这么一场大迁徙。心中对于俄国临时政府的前执政高尔察克很不以为然。

此时听何锐完全不谈从俄国人的灾难中获利，竟然还要为俄国人呼吁，不免讶异，“何主席，你真的要帮俄国人？”

何锐点点头，“我对于俄国人没什么兴趣，如果不知道此事，我也不会关注。但是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当作没看到，这是做人的底线。我已经安排外事厅在欧美报纸上讲述此事，并且会组织粮食供应，让上百万的逃离内战战场的俄国民众们尽量能活下来。”

王永江不由得心生敬佩，和那帮满心只想着充实东北银行贵金属储备的年轻人相比，何锐真的是慈悲心肠。

“主席果然是做大事的人啊！”王永江感叹道。

何锐并不是说说而已。就在他与王永江谈话的同时，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费加罗报》，除了战败的同盟国国家的报纸之外，何锐发动了在欧洲大战期间有往来的各国报纸，刊登了新闻。

正如何锐对王永江讲述的当下国际局势，这场从美国爆发的1918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折磨着各国。最严重的1918年，美国各个政府能够统计到的人口损失数据，10月一个月就死了20万人。不仅仅是作为发源地的美国如此凄惨，欧洲各国同样死了太多人。

不过1919年冬季大流感与前两年相比好了不少，不少人只是病倒，恢复也比以前快得多。所以1919年的冬季，大部分美国工厂都正常开工，欧洲也差不多。工人们工作之余，还是被这场大规模的死亡可能吸引了注意力。

不仅是欧美，在莫斯科的列宁同志也看到了报纸。此时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也都看到了。见到自己的敌人面对这样的绝境，不少中央委员心情不错。那些感到遗憾的委员，大多数也只是遗憾于自己失去亲自解决这帮顽固白匪的机会。

外交委员会主席越飞却不这么看，这位布尔什维克中的外交专家神色中有着忧虑，得知列宁也已经看过报道，越飞语调虽然迟缓，语气却很坚定“列宁同志，何锐对于白匪的态度很值得玩味。他在欧美报纸上发布的新闻明显是在讨好欧洲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希望在那些人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我不认为这么做能让何锐得到切实的好处。”

列宁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心中很认同越飞委员的判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们同情劳动人民，但是对于激烈革命本身带来的伤亡则十分反对。而何锐在文章中呼吁防止即将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应该是非常合那帮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胃口。

毕竟么，在社会民主党人眼中，这上百万人也是人。

如果何锐只是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列宁同志看完之后只会认为何锐本人也是个比较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但是何锐在文章里重提布尔什维克支部在1918年枪毙沙皇全家的行动，列宁对何锐的看法就不得不有些变化。

何锐在文章中的用词可以视为批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推行过程中，的确会有流血牺牲，但是这份牺牲必须有意义。布尔什维克政府能否枪毙包括四名女仆在内的沙皇全家？当然可以。但是这个过程不应当是报复式的杀戮，应当通过法庭审判，彰显出法律的存在。现在俄国人民在激烈的情绪下，能接受这样的杀戮。但是和平降临几十年后，人民必然会质疑，杀害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人，是怎么下得去手？就如几十年后，一定有人质疑，为什么不在战场上击杀白军？为什么不在法庭上宣判那些反革命的死刑？而是要通过故意无视他们死亡的方式让他们死亡？这么做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人道主义么？’

列宁同志在西欧待过很久，知道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调调。要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会用和这些差不多的说法，却不会用这样的逻辑。

如果认为何锐也是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这篇新闻就可以视作是一种劝告。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劝告。

越飞委员见列宁同志没有回答，正想再开口，就听列宁说道：“越飞同志，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

说完，列宁同志站起身，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越飞最初用目光追随着敬爱的列宁同志的脚步，没多久就收回目光开始思索。

就越飞看来，何锐的目的是在欧洲造成良好的影响。虽然这影响对何锐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一个中国地方领导人获得欧洲更多认同，明显有助于何锐本人成为中国领导人。

当然，如果从充满斗争情绪角度来看，何锐这是在表明他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分歧。如果是这样的话，何锐就很可能要加入外国干涉军的行列了。

正在分析何锐的立场，列宁同志停下脚步，对越飞说道：“越飞同志，你向派驻在沈阳的代表处发电报，请求与何锐进行会面。”

“会面谈些什么呢？”越飞问道。如果何锐已经确定了其帝国主义立场，任何谈判都只是助长了何锐的气焰，对于解决俄国的问题并无帮助。

列宁同志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谈谈对于当下世界局势，以及对未来世界局势的看法。”

此时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非常低调的在沈阳设了办事处，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后，就前去求见外事厅的厅长。一走进外事厅，就见里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布尔什维克政府办事处人员来过几次，也非常注意外事厅的布局。就他们所知的一些内容，大概确定往来的人都是从外事厅的电报室出来的。而且这些往来的人手中都拿着电报纸，有些还是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