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边的飞艇部队指挥官有些讶异，停了片刻后才答道：“我们计算一下，一会儿回电话。”

“我最多给你15分钟，你们尽快报告。”章宇军长说完，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章宇对参谋命道：“联络留下正面作战的2师，夜晚靠近日军阵地的准备方案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通知到部队？”

晚上19点29分，33军1师3团1营第一个出发。各个排都携带了手摇夜晚行军灯。那是一个单兵可以背负的手摇发电机，在腰部位置加了一个可以向各个方向弯曲的探杆，探杆头部有一个瓦数很小的灯泡，带一个半球形灯罩。行军过程中摇动发电机手柄，灯泡就可以亮起来。

这是33军在夜行军的时候开发出来的装备，除了这种单兵背负式的，还有一种是单兵手按式的。不过士兵们都不喜欢手按式的，这玩意虽然方便，可只要一小会，手指就会发酸。之后开发一种如同钳子一样握柄，带弹簧自撑开的。就是说，发电的时候士兵只用捏，钳子把手部分是靠弹簧力量自动复位。不过也不怎么招人待见。因为这玩意用力更大，而且不好稳定位置。

只有军官携带的战场用的电池手电才大受欢迎。然而电池手电消耗的电池。也只有配备给军官使用。

但不管是哪一种装备，部队快速整装出发，带着地图与少量侦察兵向导，也10月已经开始寒冷的山区，向着日本驻朝鲜军后方开始穿插。

此时，深秋的夜空一片澄清，夜色中星光点点，从山区看上去，无垠的夜空是那么的浩瀚。

此时的关内大城内，普通民众中大部分也没有入睡。至于身份并不普通的人，更不可能睡觉。

10月9日下午18点，京城、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东北日报》的号外已经发了出来。甚至在广州，一些与东北政府有合作的民间团体，也开始传播东北政府最新战报。

从10月7日上午开始，关内得知东北军主动进攻日军的人们都陷入到一种奇妙的无语状态。不是这些人不想讨论，而是大家不知道该讨论什么。

从28年前的甲午战争开始，中国面对日军就一败再败。而日本在这28年中蒸蒸日上，眼看着就完全超过了中国。而且中国留学生前去日本的越来越多，对日本的现状了解也多了起来。与日本的蓬勃向上相比，中国经历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又经历了满清倒台，袁世凯称帝的种种。凡是对当今时事还有些关心的人，普遍开始认为中国已经弱于日本了。

甚至连袁世凯在称帝，搞善后大借款的时候都说，‘埋头建设，十年之后再相见。’

1922年，距离袁世凯称帝失败才过去六年。突然间，东北政府主席何锐告知中国各界，东北军对日本开战了。至于开战理由，还是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想到的原因，‘10月6日，东北军士兵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前走失。东北军要求日本关东军在10月7日上午9时放下武器，接受东北军进入关东军司令部搜查。遭到日本关东军拒绝。故，东北军于10月7日9时01分开始，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

便是些想认真讨论的人，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讨论起。

便是如此，该讨论的还是要讨论。就如在京城，北大的教授中国小说史的周树人，就和同校的一些老师在北大的一间教师办公室内坐着，北大教师们都在讨论着何锐。而周树人则拿着一本‘地缘政治初解’的汉语版翻看着。

周树人并不太想继续加入讨论何锐的事情，却也不想回住处。他现在与母亲和弟弟与弟媳一起居住。周树人的弟媳是日本人，是他的弟弟在日本留学时候娶的老婆。现在弟媳整个人都懵了，非常担心会不会被抓起来。

而周树人的弟弟也有些担心。自从张锡銮出任陆军总长的消息被正式宣布，所有对上层有了解的人就明白了北洋政府的态度。

张锡銮是什么人？前任关外大帅，镇安上将。在关外，认了张锡銮当干爹的人数量并不算少，而想认张锡銮当干爹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何锐抵达东北不到一年时间里，不仅全力栽培何锐，更把东北让给了何锐，成就了何锐今日的名头。

张锡銮上台之后，又在报纸上专门发了‘就职感想’。北洋高层上任后，真正被关注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张锡銮已经79岁，手里无兵无枪，谁都知道他是被特别的原因推到陆军总长这个以往大多由国务总理兼任的职务之上。

而各个大报纸又都转载了这份‘就职感想’。通篇，无一字提及日本与何锐之间爆发的战争，甚至不提何锐的名字与日本，仿佛这件事完全不存在一样。张锡銮只是表示，政府是为了国民幸福安全而存在，也会竭尽一切力量维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幸福安全。

这云山雾罩的话在周树人读来，就是北洋政府对何锐的支持。

而北大教授讲师们谈起何锐，不少也只是对对军事做些模棱两可的判断。或者继续之前对何锐的评价，然后加上何锐突然发动战争的一些新评价。

周树人对何锐的看法很保守，因为周树人不是太能看得懂何锐数年来的所作所为。说何锐保守，何锐搞的土地改革，在东北将地主士绅一扫而空，而且对地主士绅们的存在意义进行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可是非常不客气的，引发了关内地主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对与厌恶。

说何锐激进，何锐对于农村以及城市发展，提出了‘先促进小商品经济发展，以活跃经济。为创造更大的市场经济运行创造条件。’

这样的发言就回到了穷困的平民身上，引发了文人中主张‘实业救国’理念的一派人的嘲讽。这帮文人认为，何锐把力量放在穷人身上，穷人有钱么？没有钱搞什么市场经济？这不就是收买人心么？

当时以范旭东为代表的企业家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他们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

当知识分子、企业家尝试“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时，周树人正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

1919年初，38岁的手术人发表了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的牺牲，这一年，周树人也在忙着搬家，从老家绍兴搬到了北京。

周树人发现，何锐的政策看似符合了不少‘理念’，却又遭到了持这些理念的文人的反对。

在文人们继续评论以及反对何锐的时候，周树人倒是第一次对何锐的思想起了兴趣。就拿了何锐的著作开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