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会客区沙发上的丘德根心里很是忐忑。

    之前在工厂大门外的管中窥豹已经隐约窥探到工厂规模之大，等进入工厂内部一路走马观花，他更是切实地感受到冼耀文的不俗实力，这么大的工厂，就他所知，上海也是寥寥无几。

    知道是跟一个多大的老板谈生意，他心里不由有点发虚。

    想他前面二十几年一路走来，最辉煌的时候不过是卖掉一家小型印刷厂，租下了大都会影院做放映电影的生意，虽说经营了几年赚了些钱，但来香港仓促，兜里只带了数百元。

    到了香港，一直过得甚是窘迫，锦秋怀孕也无钱去医院分娩，只能待在狭小逼仄的廉租房里生产。

    好不容易投靠友人有了一份放幻灯片的工作，还可以借着工作之便晚上出来跑片，但短短数月，不过攒了寥寥数百元积蓄，底气不足啊。

    丘德根心里发虚，但又充满了期待，若仅仅为了打广告，冼先生根本没必要把自己请到这里来洽谈，也没有必要亲自出面谈，只需打发个手下出面即可，大概冼先生一定想和自己谈点别的。

    会是什么呢？

    志存高远却身处微末，丘德根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1928年，‘Schott  NYC’为哈雷摩托设计了一款机车皮夹克，叫Perfecto，这款皮夹克面世二十年都没有卖得太好，大部分只用来当做买车时的赠品。

    一直到大前年，美国摩托车协会在加州霍利斯特小镇举行吉普赛巡回摩托车集会，当天大概有500名非协会成员骑摩托车拥进了小镇，在集会现场饮酒闹事，以至于引起整个会场失控而发生骚乱。

    骚乱过后，美国摩托车协会表态说，99%的摩托车车手都是守法公民，只有1%是混乱始作俑者。

    就是这1%的所谓混乱始作俑者，在次年，也就是1948年，打造了有别于摩托车协会文化的‘One  Percenters’次文化，也可以称为飞车党组织，他们的成员主要骑乘巡航型摩托车，尤其是哈雷摩托车或其他美式摩托车，还有就是自由、忠诚和反社会的象征。

    飞车党不受摩托车协会的监管，他们被归入到违规、不法组织，这帮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则。”

    冼耀文两人走到工厂大门前，纷纷把手里的烟和雪茄灭掉，待穿过大门，冼耀文才接着说道：“其实飞车党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关键是这帮人都喜欢穿Perfecto，一下子就把这款皮夹克销量带起来，加上这帮人一上街就是几百人骑着摩托车，想不吸引眼球都不成。

    那些摩托车厂商不可能发现不了这帮人身上蕴藏着的巨大广告宣传价值，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比如推广飞车党文化。

    说到推广文化，最好的途径是电影和音乐，我猜测好莱坞要不了多久或者干脆已经在拍摄关于飞车党的电影。

    音乐方面，美国那边正在渐渐流行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摇滚’，这种音乐最早是黑人音乐，只在黑人之间流传，可以算是种族音乐，一开始根本没有白人会听这种音乐，因为这里面涉及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问题。

    西方那边，从18世纪就出现了女权主义，19世纪中叶有了组织性的女权运动，但直到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女权才得到重视。

    理由非常简单，各参战国把大量的男丁输送到战场上去送死，许多原先只提供给男性的工作岗位缺乏劳动力，不得不把女性填充进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如此，女性进入了军工、机械行业，展现了女性也能胜任‘男性的工作’，并且社会依赖她们的贡献，有贡献自然就有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女性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

    女权运动获得成功，加上全世界都在刮独立风、革命风，导致底层阶级的反抗意识开始觉醒，大的方面是底层阶级翻身成为高层阶级，开始掌控一国之政权，开展一段新的腐化历程，小的方面是一部分传统的主流文化遭唾弃，底层社会要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由于以美苏为首的冷战格局形成，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肯定会反映到大众文化之中，电影、音乐的政治意味会变得很浓。

    苏联的典型特点是权力与思想高度集中，有些东西由不得民众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有一套标准模具在那里摆着，普通民众就按照模具的样式进行加工，有棱角修掉，缺零件补上。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最适合用来攻击苏联的点就是民主、自由。

    反观美国，从种族和民族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元化国家，各种族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矛盾，特别是黑人问题。

    从南北战争结束，黑人曾名义上获得解放宣言所赋予的平等权利，然而黑人因为穷困及教育程度较低，为求经济上的生存，必须再度依靠白人雇用，特别是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黑人顿时失去了联邦法律的保护，地位又陷入类似南北战争前的状况，南方白人支持的民主党控制南方，实施不少种族隔离法律，黑人重新受到种族不平等待遇。

    一直到现在美国的黑人还没有摆脱种族隔离政策，对苏联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攻击的点，不仅仅是舆论上可以用来攻击美国，也可以对美国的黑人进行革命输出，黑人一旦拉起队伍闹革命，对苏联会非常有利。

    种族隔离政策和民主党、共和党都脱离不了关系，但和民主党捆绑的更深，之前的罗斯福，现在的胡佛，两任总统都是民主党，共和党不会愿意看到下一届总统还是民主党，自然要对民主党进行狙击。

    无论是出于国内的党派斗争还是国家安全，黑人问题都会推向风口浪尖。

    无论是飞车党、女权、黑人反种族隔离、意识形态斗争，都在把一些个人思潮和价值观推向个人主义、多元化、追求自由、质疑权威、反对体制、逃离社会等理念，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追求自由与个性。

    对我们而言，大众文化就是商业文化，我们要把产品与大众的价值观互相通融，大众在追求自由、个性，我们就在产品中注入这两样。”

    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领子，“西服配衬衣打领带，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是精英阶层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最终定格，而且是制服化，与制度化有很深的联系，不管大众文化再怎么变化，它都会有一席之地。

    就现在来说，穿衬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穿衬衣要比穿汗衫体面得多。

    所以，我在创立中华制衣的时候，选中了综合起来起步阶段难度不太大，但生命力又比较旺盛的衬衣。

    我们第一步的品牌影响力营销告一段落之后，第二步的营销方案就是把好运来衬衣同阶层、身份进行捆绑，要给大众制造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才有资格穿好运来衬衣。

    反过来说，只要买一件好运来衬衣穿在身上，立刻会变成体面人。”

    林醒良问道：“故意制造出门槛？”

    “差不多这个意思，我们要给消费者输出这样一个观念：买好运来的消费者都是体面人，只有体面人才有资格买好运来。没有这种观念加持，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会舍得花上十几元买我们的好运来。”

    林醒良犹豫一下，说道：“老板，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

    冼耀文淡淡一笑，“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那些好的、真丝的旗袍，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价格不能降，只能一步步往上涨，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品牌也就完了。”

    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又指了指车间楼，“一旦没了品牌加成，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