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不好意思啊，刚把佩佩送走，我下午去看望伯父……好的，好的，再会。”

周一的时候，冼耀文并未如约去医院看望周懋臣，而是借口陪伴岑佩佩给周孝赟打了个电话说延期，他就是想抻一抻，看看周懋臣的心会不会乱起来。

如今岑佩佩走了，他也是时候去看望周懋臣。

刚搁下电话，办公室的门被叩响，两秒钟后门被推开，吴婉芳走了进来。

“老板，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的傅良骏先生来拜访。”

“傅良骏？”冼耀文脑子稍稍一转便搜索出对应资料信息，“快请进来，不了，还是我亲自请。”

说着，冼耀文站起身往办公室外走去。

从1942年9月25日起，连续6天，上海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第一份广告以一个巨大的问号“S”开头，并附有一句话，提醒读者请关注明天的广告。

每一天，就像一个谜语一样，广告都会增加一个字母，到第五天，广告拼出一個单词“Smart”，到了第六天，才登出完整的广告“Smart司麦脱衬衣”。

这个广告是一个叫王莺的人的手笔，王莺当时是新光标准的总经理，而傅良骏是新光标准的创始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令傅良骏以及其他几个联合创始人看见了生产本土衬衣的商机，1933年，新光标准成立于法租界吕班路，初始只有9名工人，每天用3台脚踏缝纫机缝制6打衬衣，手工缝制纽扣。

尽管当时东洋衬衣遭到抵制，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衬衣仍然占据着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国内竞争也很激烈，仅上海就有140多家衬衣厂，其中不乏黄鸿钧的ABC内衣厂这种拥有1400名工人的超级大厂。

为了发展业务，新光标准于1934年开始为葡萄牙品牌“Dice”生产衬衣，同时也生产自己的“新光标准”品牌。

发展到1937年，新光标准的业绩已经足够好，因此搬进了位于迪拜大道27号的一栋四层建筑，一楼是商店，三层是工厂，共有30名工人。后来，在同一地点建立了一个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更大的工厂，员工人数增加到200多人。

1940年，新光标准已遍布中国各地，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尽管该公司已经拥有生产高端衬衣的技术知识，但它仍然主要关注低端市场，因为高端客户仍然青睐外国品牌而不是本土品牌。

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从西方进口的衬衣变得越来越难买到，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洋控制下的中国一半地区都买不到衬衣。在此背景下，经过6个月的研发，新光标准创立了“司麦脱”品牌，以填补外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留下的空白。

为了推广这个新品牌，傅良骏吸纳了营销高手、联合广告公司图画部主任王莺加盟新光标准，这才有了新颖的广告手笔。

王莺的能力不错，一板斧之后又劈出两板斧，一举将司麦脱捧为顶级衬衣品牌，并成为新光标准的主要牟利工具。

随着衬衣业务的增长，新光标准决定进行垂直整合，于1944年收购了2家织布厂和1家染厂，将所有生产线整合到唐山路60亩土地上的一个大型工厂中，到1946年，工厂拥有1200名工人，每天生产3000件衬衣和600码布料，除了用于生产自己的衬衣外，也出售给其他较小的衬衣制造商。

新光标准还在浦东经营着一所培训学校，每三个月培养大约150名毕业生，以增加劳动力。

战后，随着出口市场重新开放，新光标准立即与其他四家上海制造企业——中国线厂、天隆布厂、环球手帕和康福袜厂合作，在香港成立建力公司，作为其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总经销商。

建力公司的负责人是潘棠华，客家人，自3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在东南亚推销中国产品。海外扩张的努力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从上海发往东南亚的出境船只就装满了成箱的司麦脱衬衣，并在泰国和新加坡设立了分公司。

国内业务也开始扩张，1946年10月，傅良骏和王莺来到香港，考察开办工厂的可能性，在中环格洛斯特酒店受到了本地商人的欢迎。

1945年至1948年间，新光标准在香港、广州、汉口、南京、长沙和台北设立了分公司。1947年初，当时的四大银行为新光标准收购上海的三家竞争对手衬衣厂和一家织布厂提供融资，使新光标准的生产能力提高了80%。

到1948年，新光标准已成为远东最大的衬衣制造商，其上海工厂拥有2500名工人，操作着20000个纱锭、1500台织机和1000台缝纫机，日产量达1万件衬衣，占上海衬衣业的一半以上。

织布厂每月生产5万码布料，染厂每月染色10万码布料。作为新成立的上海衬衣行业协会会长，36岁的傅良骏被公认为“衬衣大王”，公司总资产超过1200万港币。

去年上海解放前夕，随着战争局势变化，新光标准的10名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有说迁往香港，也有提议迁往台湾，但由于新光标准在上海拥有大量资产，董事会最终以9比1的投票决定留在上海。

唯一投反对票的股东毛腾霄设法将12台缝纫机带到台湾，在那里为新光标准开设了一家新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