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后半月，冼耀文主要忙于友谊影业的事务，他参与搭建郎朗唱片公司的架构，并介入对音乐人的招募工作——山口淑子忽悠来服部良一，服部良一出面说动有师徒之实的姚敏，姚敏又勾搭来李厚襄、梁乐音。

这几个人加上袁文怀从和声唱片挖来的周聪，以及从印尼赶来的葛桑，组建了公司的作曲班底。

在编曲方面，招募了小有名气的宾佬葛士培、雷德活，又招募了一支去年从上海来港的乐队，成员都是宾佬，精通西洋乐器和中国古典乐器，个个都有绝活。

在作词方面，没有特意招募什么人才，因为当下流行歌曲的受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歌词多为通俗易懂，不会用太华丽的辞藻，有的甚至可以说低俗，是个耍笔杆子的都可以写，完全可以从广撒网开始，将作词部分分包给报纸撰稿人，然后从中挖掘出“作词家”。

不过，姚敏还是介绍了一位作词人李隽青，让公司在这方面的人才不至于光头，起码达到了光杆级别。

在歌手方面，根本没有制定招募计划，友谊影业的女明星一个个都要走影台歌三栖发展的路线，除了王霞敏短期之内不会有第二个专业歌手，歌手都是从电影明星跨界。

为了避免办公室太松散，公司干脆将加山球场对外出租的几个空房间都租了下来，其中一间将改造成录音室，其他几间会改造成办公室和化妆间，用来给奥德经纪公司安置明星。

等友谊影业名声在外，闹哄哄的场面都去加山球场，青年会的办公室保持宁静。

除了以上的工作，冼耀文还写了一封信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并请求西哈努克推荐几个柬埔寨音乐人给朗朗。

家学渊源的关系，西哈努克不仅热爱音乐，还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能写能唱，这位“亲王父亲”大概乐意看到柬埔寨音乐人走出国门，名扬世界。

另外，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泰国的普密蓬·阿杜德，协商歌曲发行事宜。

相比西哈努克，阿杜德是更为专业的音乐人，造诣颇深，不仅精通各种乐器，且创作了几十首歌曲，够发六七张唱片。

当然，他也没忘记在信中请求阿杜德推荐泰国的音乐人。

越南有后世被归类到战前乐的抒情浪漫情歌；缅甸有一批不错的作曲家，如瑞台扭、膠马恩、多达貌等，也有名气不俗的女歌手麻麻埃、丁丁渺；韩国有东洋作曲家古贺政男将传统韩国音乐与美国福音音乐相融合创造的“民族唱法”Trot……

有枣没枣打一杆，没有合适的收信人就打印多份信件满天寄，仅仅是浪费几张邮票，没准信会到正确的人手里。

音乐是敲门砖，等把国门叩开，电影就可以跟上。

电影的发行渠道越广，总票房就越高，进而营收就越高，反应到股价上会造成飙升。如果在营收上做点文章，比如把部分影片发行分成放到营收数据后进行计算，营收数据会更加漂亮。

闲暇时，冼耀文用公司的公款买了不少欧美的黑胶唱片，朗朗重视创作之余，也不能忽视拿来主义，后世香港流行音乐的成功已经证明拿来主义是一种先进经验，东洋暂时没多少歌值得一薅，就先从欧美下手。

最先遭殃的是乔治·比才，已故七十多年，《卡门》的曲子拿过来就用，压根不用考虑版权费。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L'amour，L'amour，L'amour，L'amour…什么叫情，什么叫意，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做戏……”

乔治·比才作曲，李隽青作词，王霞敏站在冼耀文办公室里哼唱。

王霞敏唱到一半时，冼耀文侧头问李隽青，“李老师，你怎么看？”

“冼先生，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不太适合方小姐，她唱不出俏皮感，交给一位活泼的歌手演唱会更加契合。”

冼耀文颔了颔首，冲王霞敏摆了摆手，“阿敏，可以停了，下一首。”

演唱被打断，意味着这首歌不属于自己，但王霞敏并没有不开心，而是把手里的歌谱翻到第二页，很快温习起曲子。

昨天她已经拿到歌谱，很厚，上面有三十几首歌，好几首她都喜欢，但并不包括刚刚这首《卡门》。

第二首《深情的吻》，翻译自墨西哥女作曲家Consuelo  Velazquez的作品《Besame  Mucho》，没有重新填词，只是进行了信雅达的翻译，九年前发行的歌曲，传唱度非常高。

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想着好好发挥，一定要拿下。

王霞敏目前是朗朗的唯一一位歌手，又是冼耀文的贴己人，好歌自然先紧着她，只要她开口要，不管适不适合她唱，冼耀文都会把歌给她。

“吻我，深深地吻我吧，就好像今晚是最后一夜。吻我，深深地吻我吧，我好怕今夜之后就会失去你。我想很近很近地感觉你，我想面对着你、看着你，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

……

    友谊影业的发展细节不会展开写，会用简单的文字进行交代过渡，以免后面大家对它的成功感觉莫名其妙。(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