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颇有可取之处。”冼耀文抬手搭在陆雁苏的小肩上，哼唱道：“小嘛小儿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宋扬的《读书郎》是在贵州安顺苗寨广为流传的芦笙曲《小嘛小儿郎》基础上改编的，朗朗上口，很好听。

艺术可以借鉴，商业更可以借鉴，时至今日，可行的商业模式，前人差不多已经总结出来并经过验证，没有留下多少创新的空间。”

“怎么会没有创新空间，你自己做生意不就在创新吗？”陆雁苏对冼耀文的话不敢苟同。

“我那是生意手段的创新，不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要混为一谈。打个比方，同样是卖衣服，有人卖八元钱一件，送一双袜子，有人卖十五元两件，两者无非是促销手段不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如果有人不把衣服拿来卖，反而拿来租，月租两元，租满半年衣服便属于租客，这种模式是对买卖的一种颠覆，才可以算是商业模式层面的创新。

生意手段的创新只是一种小聪明，急智的表现，结果能成小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称得上大智慧，结果可成大富。”

“巨富呢？”

“返璞归真，假如香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粪婆，那你就是倒粪大王，干湿分开称得，按克收费也得，凭倒粪你也能住到半山。”

陆雁苏蹙眉，忍着恶心说道：“垄断啊？”

“嗯。”冼耀文收回搭着陆雁苏小肩的手，走到茶水台，拿起台面的洞箫，手帕用茶水润湿，轻轻擦拭箫面，待陆雁苏跟上，说道：“垄断是自商业诞生以来，最邪恶也是最有魅力的模式，粗糙的垄断需要权力，倒粪如此，生孩子也是如此。

假如香港立法只许自由生一胎，想生第二胎、第三胎要从你手里买生育指标，你不仅可以很快聚拢数亿财富，而且你卖给客户商品，客户还要对你感恩戴德。”

冼耀文亮了亮手里的洞箫，“世人皆会吹拉弹唱，你尤其擅长，我呕心沥血三秒钟创作的《唱反调》送给你。”

在陆雁苏的白眼中，冼耀文将洞箫抵在下唇，吹响《追梦人》。

幽婉的曲子入耳，陆雁苏眼里，冼耀文的脸变得模糊，她认不清眼前之人是利益动物还是深情人，他在释怀什么？

待曲子吹罢，她也没有得到答案，却是明白了不该将冼耀文脸谱化，这是一个感情复杂的人。

再次擦拭洞箫，冼耀文淡声说道：“夜了，你可以下班了，在我这里干得多，拿得就多，拿得多，干得就多，两者成正比，明天七点半之前你要到这里，回去早点睡。”

“是。”

陆雁苏离开不久，龙学美到了。

甫一坐下，龙学美便说道：“先生，美敦力是一家去年刚刚成立的新公司，业务只是维修电子医疗器械，它真的值得投资吗？”

冼耀文倒了一盏茶给龙学美，“一个会过日子的管家婆都会划算好家里的开销，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子女教育，甚至包括奢侈性消费，多长时间在外面吃顿好的，隔多久出去旅游一次等。

但不管怎么划算，都不会划算到医疗费方面的开支，也没办法划算，谁都不希望家人和自己生病，不会说今年公公摔断一条腿，婆婆得心血管病，丈夫、子女也生个什么病，一切都有计划、做好预算。

事实上，大部分家庭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是买香烛，求神灵、拜祖先，祈求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真的生病，小病靠偏方，大医院费用贵，看个感冒至少十几元，大病靠死扛，如果家庭和睦，什么时候家徒四壁什么时候死，如果家户不和，没人愿意填一个无底洞，死得就更快一点。”

冼耀文将雪茄搁在烟灰缸上，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18世纪下半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推动着英国工业的快速发展。除了棉纺织工业外，其他工业领域尤其是交通领域开始陆续使用蒸汽机。

1825年，世界上第一台蒸汽客运机车在英国诞生，并开辟了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铁路，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由此开创了铁路运输时代。

但当时铁路运输事故频发，不仅严重影响铁路部门的运输效率，甚至一度成为保守派拒绝工业革新的理由。

英国铁路运输部门不得不于1848年成立伦敦铁路旅客保险公司，专门为旅客在铁路运输期间发生的严重伤残、意外伤害提供保险金给付，这是健康保险历史上第一张具有意义的保险单。

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839年，美国修建了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全长仅13英里；但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变为20.6万英里。美国经济进入狂飙时期，保险业也随之开展了相应的健康风险保障，为公民提供意外伤害保险、意外残疾保险。

但在工业时代，风险冲击进一步多样化。

工业化的规模集中趋势不仅要求资本和技术集中，且要求劳动力相应集中，这直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到上世纪40年代，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工人数量达到480万。

为了应对城市暴增的人口数量，城市中出现了大量草草建成的民房，工人们拥挤在城市中心，大量的贫民窟出现，一家人住在地窖或一间小屋内，排水以及卫生设施几近于无。

到处都是工厂和机器，滚滚浓烟弥漫整个城市，低劣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使工人饱受疾病的折磨，也造就了伦敦雾都的大名。

工业革命的农村工业化时期，劳工的平均寿命在38岁左右；到了上世纪40年代，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寿命仅有15岁，美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866年，不到100万人口的纽约城就有近2万人住在地下室里，40多万人住在几家合住的低级公共住宅里，那里成为传染病的发源地。

1907年，至少有50万美国工人在劳动时致死、致残或致畸；1913年，因工死亡人数达到2.5万人，70万人严重受伤。

疾病和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开支，以及残疾失能带来的收入下降等等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因为根据当时英美法系的普通法规则，雇主应对劳工在其提供的设施场所内发生的伤害承担责任。在这个大背景下，友谊会、兄弟会等互助共济的合作社开始在欧美国家流行。

到本世纪20年代，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从互助共济会领取疾病、意外伤害、死亡保险金。但这些合作社一般都由同行业的人员组成，风险分散能力、规范性都较弱。

1849年，美国马萨诸塞波士顿健康保险公司签发了第一张疾病保险单，不仅补偿医疗费用，而且也对失能进行补助。

同时期，美国富达人寿与意外保险公司办理一种意外身故与疾病相结合的保单，保障15种指定疾病，对罹患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予以保险金给付；

1890年，时空旅行者保险公司提供给消防员的疾病保障，成为美国第一份团体健康保险合同。

1893年，法律意外伤害保险推出了‘意外伤害事故和特殊疾病保险’，除了提供通常的意外伤害给付意外，还加上疾病给付，对象是因患特殊疾病招致伤残的被保险人，因患慢性疾病致残者则不在被保险人范围内。

1899年，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对除了肺结核、性病、精神失常和与酒精毒品相关的病症之外的所有疾病提供残疾保险。

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泰迪·罗斯福出任总统，美国进入进步时代；人们努力缩短工作时间、限制童工、处理工伤事故，健康保险进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