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傻子来到他们的身边，问：“沈明贵，你在说我的坏话。”齐红霞说：“我想听你丢东西的故事，你是怎样丢杂志的，怎样丢钱包的，怎样丢手机的。”

刘傻子说——

我迷迷糊糊地地睡着了，火车停了，有人从货架上取下我的摄影包，我居然没有发现。我发现火车开了，睁开了眼睛，才发现，火车站站台上一个青年人背着我的摄影包大摇大摆地行走，我真是又恨又气，恨这些小偷太可恶，气自己警惕性太差，小偷偷走了我的摄影包，我居然没有及时发现。

记得我当年在书刊周报社当广告部主任，我带着广告部门的几个人，一起出差到黄石。出差费都放在我身上。我穿的是一套蓝色的西服。钱包放在西服胸部的内口袋里。晚上，我要上卫生间。因为房间里没有卫生间。

而公用卫生间里的灯坏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发现一走一滑，但是，我还是摔倒了，原来厕所里的地面有水，很滑，我没有提防，摔了一跤。我爬起来后，没有发现口袋中的钱夹摔掉了。

第二天，我带几位同事去餐厅吃饭，才发现钱包没有带。我笑着对小李、小唐说，我不是没有带，是丢掉了。他们都不肯相信：“傻子梦石，你别开玩笑了。”我问：“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们说：“看你的样子，笑眯眯的，哪里像掉了钱的啊。”

于是，我们吃饭的钱没有了，我们住宾馆的钱也没有了，我给报社打电话，要报社给我们寄钱。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寄钱只能够从邮局寄。我找到了海观山饭店的负责人，他们让我们赊欠钱吃住，可以缓一步结算。我丢钱不生气是假，但是，生气只能生自己的气，谁叫自己不过细。

我的傻子儿子大学学毕业，在一家手机店卖手机，他的手机卖不出去，工资就没有，傻儿子要我买他的手机。我就买了一个，乘坐公共汽车从汉口到武昌，等车的人真多，好不容易等到车，我费力挤上车。一个光头与一个瘦猴子在喊，前面要点门有小偷，往后面挤。我被挤到了后面，因为站立不稳，便双手伸出，抓住车上的把手。

没有料到，挎包的拉链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我这才发现里面的手机不见了，我东张西望找小偷，这个时候，公共汽车已经停了，有人下车，一下醒悟了，我往前面挤，又挤不动。

这个时候，有人敲车窗玻璃，我一看，一个光头年轻人手举一只手机在晃动：“老帅哥，谢谢你的手机。”我心里很气，就诅咒这个光头，别嚣张，晚上，我梦见这个小偷，偷了我的手机后，在家里充电时，手机充电时零件发生了爆炸，威力不大，但是，手机炸垮了。我这才心底平衡了。

我梦见自己来到汉口万民街板桥巷，一些邻居街坊喊我：“小刘，你今天下班了。”我说：“下班了。”

当时，我在报社上班。八十年代，武汉的老城区，有很多二层楼的平房。汉口万民街板桥巷就是如此，两排两层楼的木板房，歪歪斜斜地亲热地挤在一起，中间留下的人行道路，可以通过自行车、三轮车。

一个女子回家了，她的样子很熟悉，我想起，这是自己的妻子，儿子的妈妈。我说：“小刘，你快随我上楼回家，我要炸丸子。”忽然，我听到一个声音：“刘老师，要换药了。”我醒了，但是我睡不着了，板桥巷的往事如烟。

京汉酒楼退休多年的岳母，住在板桥巷一栋两层楼楼上的木板房里，房间仅十来个平方。房子里有两张床，一个方桌，显得特别窄小。当年，我在报社当记者，儿子才几岁，我一家三口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岳母，就离开了汉正街上的住处，与岳母住在一起。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的大年三十，那时候的武汉人，每逢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己家里喜气洋洋地炸肉丸。那时候的板桥巷，也是一样，大年三十前夕，家家户户都飘着一缕缕青烟，散发出一阵阵油香。我家的小铁炉子搁在我住房的中间，孩子妈一边炸肉丸，一边要我将一篮炸好的丸子往房屋梁上的钩子上挂。

我的手夠不着，便脚一踮，总算将装满肉丸子篮子挂上去了。可是，好景不长，一分钟不到，可能是篮子太重，可能是挂钩子的铁丝断了，装满肉丸的篮子往下急坠，正好砸在油锅里。油锅翻了，火与油在地板上像火蛇乱窜，阴暗的房间，顿时有了恐怖的火光，那是一片火光在闪耀。孩子妈得手足失措，接着是手舞足蹈，瘫痪在床上的岳母，枯瘦的双手举起，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是嚎啕大哭：“完了，要被烧死了。”

好在儿子还在外面玩耍，没发现这十分火急的场面。这个时候，我什么都顾不得了，看见床上有棉被，我抓过来就往地上扑，迅速地将地板上的火扑熄了。我看见炉子外面着火了，我担心炉火往地板上蔓延，赶紧将棉大衣包住炉子，抱在怀里往楼下冲去。我感觉自己像抱炸药包冲锋的战士，冲下楼后，将火炉放在板桥巷的人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