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唐朝和宋朝对岭南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闽语和其他岭南地区语言一样，保留着很多按照唐朝和宋朝发音方式的汉语词汇，如咸（唐宋音为ham）、盐（唐宋音为lu相当于卤、露）等等。

古越人进入湖南及洞庭湖地区发展西瓯越，他们的语言为古湘语、古楚语，在长江流域地区与黄河流域地区文化联系不紧密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湘楚文化于古越文化没有太多差别，他们都保留着同样稻作文明和母系文化的习俗，他们称呼稻米为hou糇或者ou瓯；称呼为米酒为醪lao或者lou；他们都认为自己祖先是芈mie，在古越语中，芈mie是母亲。

古越人进入鄱阳湖及江南地区发展农耕，他们以当地内陆民族融合成吴人、越人、温州人等，在古越语中，吴wu是我、自己人的意思，吴人的一个王夫差，夫差的发音古越族男人busai一词发音很相似，因此夫差的愿意可能是“猛男”，无语称呼“你”为nong侬，在古越语中，nong侬是弟弟、老弟、兄弟的意思，是一种非常亲切称呼，目前上海话等吴语称呼你为侬nong，这就是古越语在现代吴语中遗留。在江南地区自称越人，说明这些人完整地保留着古越人的文化习俗。温州人是古越人与海洋民族融合产物，他们可以与闽越归为一类人，在古越族中，温wen是人、人类、太阳等意思，说明在农海民族融合之前，此地已经有很多人类聚集定居，形成繁华的社会。古越人是最早与中原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的南方民族，因此在汉语词汇在留下很多商业相关的古越语词汇，如古越语中的“买si”，演变成汉语中的“市shi”；古越语中的“卖hai”演变成汉语中的“街jie，”，四川话保留着汉语古音，四川话对街的读音为gai，这个读音与古越语“卖hai”的读音非常相似，因此在古越语和汉语中“街市haishi”买卖之地即商业场所。汉语的“卡ka”可能是古越语的“脚ga”演变而来，卡的意思是管制行人通行，行人就是脚夫。当然有些古越语词汇在四川话等古汉语中保留着，但是在现代汉语中丢失了，如现代汉语中的“鞋xie”，在四川话和古越语（即壮语）中鞋读为hai接近“孩”的发音。

长江流域地区从战国时代开始于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频繁交流，因此楚、湘、吴、越等文化单体，逐步受到中原华夏文化影响，进入汉朝后，长江流域地区基本上融入汉文化之中，成为汉文化主体的一部分。经历汉朝后，长江流域地区的人民机会都认同汉朝和汉文化，他们在公开场合都称呼自己为汉人，但是在民间他们仍然保留自己原来语言和民族习俗。

古越农耕民族北迁发展是形成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越民族的迁徙路线是，从广西西北及云南东南，向北进入云贵高原，古越人首先开发了南盘江及北盘江流域等贵州全境的农业区，定居于此地的古越人演变成夜郎人即当今布依族；古越人在重庆地区及嘉陵江流域地区与当地民族融合成巴人和氐人，巴人和氐人以古越人为主体，因此巴人和氐人的文化习俗与越人相同；另一支从广西西北及云南东南的古越人沿着金沙江东岸北上开发农业区，他们在宜宾、泸州等渡江进入四川西南部，最后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发展农业区和定居，这些古越人与当地民族融合后发展为蜀人，蜀人建立了古蜀国。蜀人与巴人、氐人是兄弟民族，文化习俗共通，他们只是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

四川地区民族势力范围划定后，氐人继续向北进入秦岭和松潘高原地区，再向北进入秦川盆地及河西走廊地区，再向北进入黄土高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草原、北极寒带地区、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区。

这是一个漫长而发展的民族迁徙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农业与畜牧业专业化的深入，两大产业开始完全分离。此时以氐人为主体农牧民族，一部分精通畜牧业的农耕民族逐步与狩猎民族融合，发展成人类的最早的游牧民族羌人，羌人是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游牧民族，随后又从氐羌民族中分化出匈奴、鲜卑、契丹、突厥、蒙古等雄霸世界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都保留古越人原始宗教萨满教，以及部落社会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同时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一直保持着密切经济及文化交流。经济和文化繁荣强大的农耕社会一直给游牧民族输入强大精神和物质力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个民族共融时代里，农耕民族实现了高寒干旱粮食作物顺化和栽培，在这些地区青稞、粟、小麦、高粱等获得广泛种植；在游牧方面，他们发明了大型牛车、帐篷、火炉等游牧装备，掌握羊、牛、驴、骆驼和马等牲口驯化、放牧、冬夏转场等技术及实际操作，使畜牧业成为一个技术齐备，能够持续发展的大型产业。

在血缘及文化上越来越疏远后，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日益严重，最终导致农耕及游牧等两大民族水火不容、相互为敌，他们争夺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殊死搏斗。

在民族大分裂时代，秦川及河套等地区农耕民族逐步演变成华夏族，华夏族成为黄河流域农耕民族利益的总代表及捍卫者，华夏族为了守住自己的地盘，他们只能将地盘周边的民族视为异族和敌人，这种必然思维和行为导致国家形成，民族矛盾加剧。

由于中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朝代统治根基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华夏文化一直被确立为中国的正统文化。但是，华夏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以儒家等百家思想方式呈现；在汉朝华夏文化以汉文化的方式呈现，现在我们对华夏文化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汉文化，汉朝的《史记》典籍，以及汉朝的礼仪、典章和制度等。唐朝和宋朝在汉文化的基础上，丰富、完善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具有自由、开放、包容、超脱和精美的品质。唐宋文化和习俗目前仍然保留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中，唐宋文化使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受益无穷。唐宋之后，主流社会的文化精英们已经不知道华夏文化原貌和价值，他们只能遵照历史典籍，照瓢画葫芦，中国文化失去发展活力和空间。

在这个漫长的文字发展历史中，汉字成为唯一的中国文字，现代汉字经历了甲骨文、篆、隶、楷等形式演变之后，变成了现代汉字。在广西左右江、红水河等古越人故地发现的骨刻、石刻文字，这些文字与甲骨文等非常相似，有些文字在形式上完全一致。这说明古越族与华夏族曾经使用过同一种文字系统。

由于汉字表意文字，不是音标文字，加上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皇帝和王族语言为国家通用语言，因此现代汉语的读音已经不是华夏语言的原本读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在汉字中找到古越语的遗迹，如“朔suo”在古汉语中它是北方的意思，而在古越族中它哆嗦、发抖的意思，起初古越人肯定不知道如何称呼北方，由于人遇到寒冷都有哆嗦、发抖的现象，因此古越人将北方称呼为“朔suo”很自然和有效；在古汉语中“旦dan”是太阳初升之意，在古越语中dan是红色即丹的意思，太阳初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红光灿烂，因此用“旦dan”表示太阳初升非常贴切；古越人称呼自己为gu、wu，在古汉语中，称呼自己为“吾wu”，而远古游牧民族自称为“胡hu”，“胡hu”与“吾wu”在发音上非常相似，而且容易混淆，目前中国南方人仍然不能分辨这两字的发音。在古汉语中表示流泪常用“涕ti”，在广东话（唐宋汉语典型代表）中涕读为dei，古越语对流泪和哭泣的称呼也是dei，由此可见，涕是古越语在古越语中的保留。以上论述表明，在远古时代古越语、古汉语、古胡语（即阿尔泰语系）曾经互通互融。

目前在中国各地仍然存在很多跟古越语有关的地名，如四川泸州，这里是金沙江与沱江交汇处，河流交汇处，由于河道弯曲迂回，因此此地河面宽广平缓，是行船渡江和建设水路交通接驳码头的好地方，因此这些是从古至今四川地区与西南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是人类大迁徙时古越人进入四川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在古越语中泸lu是大船的意思，泸州这个地名应该是古语人命名，泸州有一个纳溪区，在古越语中纳na是种稻谷的水田，溪xi是小老公或者情郎的意思，纳溪是“情郎之田地”的意思，也许当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是一位女王将这块土地赐给她的情郎，此地因此得名。在长江流域很多以lu（泸、庐、卢、鲁）有关的地名，这里地方也许是古越人行船码头或者船坞，古代山东西南部为鲁国，鲁字甲骨文表现的是鱼在圆底长形装备上，这就是船的一种具体形象，因此可以推断“鲁”的愿意是船，在古代鲁国湖泊众多，水网纵横，当时生活在这里古越人一定有很多人以捕鱼为生。如今橹lu只是船桨的称呼，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劳动中古人渐渐放弃将船称呼为lu，因为古人休渔时，都将船拉到岸上晒干船底，修补渔船，开捕的时候再将船放入水中，在古越中从高处将物体滑行而下叫chuan或者shuan，在开捕仪式上大家听得最多的叫喊声就是“chuan或者shuan”，久而久之人们干脆成为船为chuan，这是一个动词进行名词的演变过程。古越语称呼小船为ting，现代汉语的小船也叫艇ting，这个古越语单词在汉语中保留下来了。

本文列举的人类语言和文字包含的文化信息，还没有它们实际内涵的亿万分之一！让我们以敬畏人类历史的心态，好好保护人类的语言和文字，让它们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