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讲官怎么会不明白朱载坖的意思，既然你们不交税，那朝廷就亲自下场。不过讲官们并不认为朱载坖的想法能够实现。

  虽然现在大明的官员们不少都经商，但是他们可是极为反对朝廷和皇室去经商的，动不动就以祖宗之法对皇帝加以弹劾，即便是嘉靖动用庭杖也不行。

  后来朱载坖的好大儿朱翊钧想在苏州收点税，结果呢？遭遇了整个苏州士绅百姓的抵制。

  当时纺织可是暴利行业，时任吏部尚书张瀚是浙江杭州人，距离苏州不远，他的曾祖父张鹏就靠着一张织机起家，成本只有6两银子，最后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大的纺织作坊，由他的祖父张纪和四个兄弟共同经营，每年分红，总收入达数万两银子。正因为家里有钱，所以张瀚从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25岁就考中举人进入仕途。

  朱翊钧也眼红这个收入，于是派出太监孙隆到苏州收税，其实孙隆定的税率并不算高，每张织机征收三钱银子税收，每匹丝绸成品征税三分银子。

  这个税率算得上良心了，当时每张织机的成本只有不到2两银子，可织机所创造出的纺织成品，每匹售价却达到了5到6两银子。就这个税收，东南的士绅还是不干。

  以所谓义民葛成为首，爆发了着名的苏州抗税，整场抗税行动均由普通工匠领头并参与，不见经营者出面，甚至葛成提前就弄到了孙隆和税务官员汤莘，黄建节和徐成等人在苏州的住址和收税办事机构位置名单，然后有预谋冲击，将税务机构捣毁，打死黄建节等十余人，并导致孙隆逃往杭州。

  当暴动发生的时候，孙隆数次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出动官军维持秩序，  但朱燮元就是置之不理。相反事件平息以后，以朱燮元为首的苏州官吏还联名向朝廷上折子，为参与工匠求情，并把矛头对准了孙隆，称这一切都是由于孙隆贪腐所造成的。

  最可笑的就是朝廷对此事的处理了，此时朱载坖的好大儿朱翊钧，面对朝堂和苏州的压力，没有胆量学习祖父，祭出庭杖，更不敢动用厂卫和官军，只能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翊钧只得妥协，下旨停止向纺织业征税，而对于参与抗税的工匠，只追究葛成一人责任，判处他斩监候。但葛成领导的这场抗税风暴让江南纺织业者以后只需赚钱而不用纳税，因此在苏州士绅和东林党后台的活动下，葛成得以在狱中好吃好喝供着，直到出狱。

  后来62岁的葛成去世，东林党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厚葬在苏州阊门外山塘街，由东阁大学士文震孟题写墓碑，乡贤陈继儒撰写墓志。

  田赋要欠，商税要抗，朱载坖想不到，要是他征收关税的话，他们不得直接造反啊。

  朱载坖认为，王直想要被招安什么的，其实都是假的，他又不是什么读书人，哪有什么家国之念，王直本就是个商人，他最大的诉求无非就是合法的进行贸易，要是能更好的稳固他海上霸主的地位那就最好不过了。

  朱载坖觉得，王直回到大明，等着他的就是一死，一旦王直一死，他的麾下作鸟兽散，到处作乱，那才可怕，与其这样导致东南不安，不如废物利用一下，王直既然想做生意，和谁做都是做，和皇室做有什么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