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个罪名很是要命，但是要真的定周如斗这个罪名，却很难。

  因为大明虽对正祀和淫祀加以区分，但其两者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划分正祀与淫祀的标准为朝廷和地方官员打击淫祀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祠祀性质是淫祀还是正祀留下了弹性空间。

  很多时候，是否是淫祀，只在地方官员的一念之间。尤其是在苏松等地，但凡是能够为苏松争取蠲免赋税的官员，都会被当地士绅建庙供奉起来。

  苏松的士绅们对此还振振有词，历任苏州知府对此也是放任不管，甚至当朝廷详查此事的时候，他们还上疏称：邦国之有祀事重矣，故郡邑首列常祀，而先正先贤或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法施于民者，祀亦次之。所以昭崇报也，至于上下神只，私祀虽多，  要皆关系民风，非淫祀。

  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

  朱载坖找来赵文华，商量此事。赵文华肯定是没什么指望捞到生祠了，他对此也是极为反感。

  赵文华说道：“凡之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国家重祠庙之祭，教以效化也，而今在苏松，失其本意也。”

  赵文华接着说道：“国家容忍生祠，本为贤臣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以见贤思齐也。”

  朱载坖点点头，这确实是朝廷能够容忍生祠的原因。朝廷积极表彰循吏，这是儒家仁爱政治观和治政为民价值观的体现。  同时也为官员树立了楷模，后世则形成了颂扬、纪念循吏惠政的传统。

  同时对于循吏的表彰，也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表彰办法，如建祠立碑、碑记撰写、留靴请留、遮留哭送等成为循吏与楷模的产物和表征。

  说白了，生祠碑记在彰显良吏善政的同时，也在向人们诉说恶吏的恶政，  正是因为前任官吏未能造福地方民众，所以当现任官员造福一方时，地方民众就大为感恩。

  朝廷希望通过对善吏、恶吏之间的强烈对比更能使善者永远被人怀念感恩，恶者永远被人唾弃。  地方官吏、民众、士绅亦通过这种褒善贬恶的方式告诫后世官员，如果施行善政，会被铭记，反之亦然。

  对于朝廷来说，被立生祠的地方官员多有治迹、惠政，而且爱民如子，造福一方，  朝廷通过被立生祠的官员在地方上树立循吏的道德标杆与精神象征，不仅可以激励继任官员景仰追慕，使之见贤思齐，也可以在地方上树立国家权威，控制地方的文化资源、振文教、教化民众。

  但是到了如今，生祠早就不是当初的意义了，生祠祈福报恩之义日益微小，成为官场之间阿谀奉承的政治手段。这对国家正祀、社会风气、官场交往等都产生了强烈冲击。

  本来大明初年，乘次多是百姓主动自发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君子有惠政，则惠德之民将戴之如父母矣，泽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于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则相与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朝廷、地方、百姓都在无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  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将其作为他们为官生涯的最高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