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见到多年不曾往来的女同学，莫名其妙地问起她最不愿意听到的问题，又让她陷入了沉思。

  如果没有那床洗了多次，布条发脆的旧床单刚好足够长，破烂的房里连条像样的麻绳都找不出。

  如果临时拧成的“绳子”从二楼往一楼拽的过程中承受不住她和两口箱子的重量，断了呢？

  结果后怕。她不得不想象自己摔断胳膊，折了腿，或者两者都有，甚至头破血流的惨状。要是摔坏脊椎，躺在床上不能行走，后半生带着伤残过？

  上天算是很眷顾她了。读了大学，也见过一些世面。才能有胆量逃出去，不用服从目光短浅的母亲。

  否则，她何尝不会成为另一个“芳艳”：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最好的年纪放弃了自我提升，去嫁一个年龄偏大的男人。甚至为了得到一张长期饭票沾沾自喜。

  至于是否过得和睦，有没有感情基础并不重要。

  车到站花了四个小时。这种上世纪的绿皮车，迟早是要淘汰的。再过些年头，说不准哪天就变成怀旧的记忆了。

  柳小妙在车站小广场，第一眼看到了那个举着大喇叭喊话的工作人员。

  北方冬天已在路上。南方却还时不时闷热潮湿。只稍稍比酷暑时凉快些许。那个人的短袖换成长袖，连外套都不加。

  她拖箱子往外走，他忽然追来喊：“嘿，我记得你！离开家怎么也不和家人说一声？七月份你妈来闹过。拿着你的照片见人就问，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被人贩子拐卖了呢！”

  “对不起，”柳小妙的声音放得很低，“给您这里添麻烦了。”心里却有种难以压制的快乐，要是再慢一点行动，肯定被母亲逮住，要逃出去就难上加难了。

  她看了看行李箱，试探着问：“可以付费寄存东西吗？我明天下午就乘车走。”

  “可以，一天五十块钱。”

  箱子不带，两手就解放了。她沿着高低不平的柏油路往家的方向走。路过一家新开的面包店，简单解决了午饭。

  下午一点左右，是蔡美芳出门去找老熟人聊天的时间。整个厂区的宿舍破败，静寂。

  老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盖的红砖结构。几十年过去了，上百家街坊邻居陆续搬走。留下的最多也不到三十户。

  最后的这批资深居民，最年轻的也五十出头了。都等着传说中的外地开发商，盼着有一笔暴富的拆迁款。

  柳小妙大学期间打工攒下来一万块钱。那时蔡美芳手里的存折上也有两万五的余钱。

  她劝母亲早点把房卖了，一起凑钱去换一套位置好点的小一居。没想到这笔钱最后被一场忽悠老年人的非法集资吃得连渣都不剩。

  蔡美芳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赌咒发誓再信骗子就天打雷劈。柳小妙有苦难言，不忍心责怪文化不高，又爱贪小便宜的母亲。只当血汗钱打了水漂。

  柳小妙拐了几个弯，终于到了家门口。光是路费，就花了近两千元。公司规定，部门主管出公差，才有选择经济舱的待遇。她既然升了职，就不浪费这种靠辛苦和汗水换来的福利。

  飞机省下了三个小时。有希望今天跑一趟人才市场，拿回学校寄回来的户口。

  回来就不能买机票了。就算有公司财务部报销大部分，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周日晚上坐卧铺，十几个小时，六点半到北京。还能继续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