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书想了想，似有所指的道：“做蔡九知州的下属其实有用处，难道贤侄不懂‘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意思？”

  问题就在这里。

  大树底下的确好乘凉，只要能忽悠住蔡京那小儿子，那么不论怎么干，政治上的阻力肯定都最小。

  但这只是附庸、弄臣的格局。

  如果高明的目标是将来“顶老爸的太尉职”，那么采取这种路线，就是最没毛病的作为。

  但如果要做那能影响感染到天下人心的领袖……

  那样人必须有担当！

  担当就意味着要永久性顶在风口浪尖，不存在避风港，因为你是其他所有的人避风港，你还避个蛋的风对吧！

  那就必须在这明显好避风的从属关系上“反之动”。

  反之动的意义是离开随波逐流的舒适区，激流勇进。

  激流勇进的意义不在做事本身，是让将来可能会信你跟你的那群潜在信徒，亲眼看到你是个敢打仗敢迎头上的潜在领袖。

  这就可以得出一种诡异的政治逻辑：为了将来能做王安石似的激流勇进的领袖。现在即使和江州知州蔡九没矛盾，也必须制造些矛盾出来，并成功击败他。

  这样的因果倒置后，就能提前让潜在信徒相中，助推崛起的滚雪球过程。

  这只权衡政治利益后的理智选择，不存在好坏，也不是谁和谁有仇。

  所以去江州后主动找茬蔡京的那小儿子，胜出后就是长线利益，就提前进入了潜在信徒的视线。

  比方说一条街上的地痞相互不服却有默契、井水不犯河水。一但谁最先离开舒适区反之动，主动找茬问“你瞅啥”并胜出后，基本上这条街上潜在的“领袖”就出现了。

  太阳底下就这点事，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利益的逐鹿，和市井流氓的行为模式其实也差的不太多。

  但永远不变的一点是，只有打仗（打架）能产生领袖。

  靠左右逢源、找避风港的性子，只能是军师似的附庸。

  以上两点综合起来讲，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释义。

  法家讲究是“一视同仁皆为刍狗”，取这个噱头后，现在这些外儒内法的猥琐学派们、就在国家内制定一部法律：禁止大家私斗，并特别强调侠以武犯禁的概念。

  那么这部法律的初始目的，肯定不是保护老百姓。既然他们引用的宗旨是一视同仁，那在他们眼里就肯不存在“老百姓”这种有偏向性的概念。

  那么这部根据统治者需要制定而出的法律，一定是为了“避免产生其他领袖”而存在的。

  居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内核，打架是一定会产生领袖的。大打大领袖，小打小领袖。

  那么被老大打服了的那些地痞混混，他听官府的还是听老大的？

  听帮派的多了，皇帝的基本盘当然就动摇了。

  这便是大酷吏商鞅变法后，通过酷烈规则禁止私斗、逐步把秦国在思想层面上形成心无杂念的高效战争机器的底层算法。

  现在的蔡京之所以这么牛，几起几落后政治能量都不衰竭，皇帝都压不住，也是因为他打了很多架。

  打打打！

  早期跟着王安石变法，老蔡崛起这么快就是因为能打，作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打手而冲锋陷阵，指哪打哪。

  后期自成一家，继续打，宋史着名的打击元佑党老蔡可一点都不手软，整人整到皇帝都觉得老蔡戾气太重。

  额，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