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955年）钱弘佐下旨，“嗣后私商发行交子布票（一种面值以丝绸/布匹为数量的券票），皆呈钞部备档质库，私发钞券者家财充公东主流千里”，即将市面上所有的商人发行的交子、布票等能充当货币的票券都纳入监管，发行必须备案，并且在钞部存入质库钱/布匹。

  通过限制私钞，商人们开始更多使用官票，就连海外贸易都有开始用官票的。

  但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不代表水面下没有暗流涌动。商人地主们愈发喜欢囤积铜钱，将成箱成箱的铜钱锁入木箱中，埋到地下存起来。

  还有人将铜钱拿去熔了后做成器皿，器皿卖出的钱要比消耗的铜钱多，这就形成了利润，驱使更多人开始干这熔钱铸器的营生。

  各地市舶司也时有汇报，各港“有倭商载金银至，易以铜钱归国”，这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市面上的铜钱愈发减少。

  钞部每年都要铸五十万贯以上的铜钱和印制等量的官票，但市场上还是产生了钱荒，两浙的货物堆积如山，百姓们手中却没有铜钱可以交易，只能以物易物。

  钱荒还带来个问题，那就是官票的贬值，由于市面上缺少铜钱，越来越多的人去钱行兑换铜钱，这就使得原本等值的官票逐步下跌，500钱的票现在只值400枚铜钱了。

  鲍修让上奏，建议发行小面额的官票，来代替铜钱的流通。

  钱弘佐想了想，否定了这个提议。

  因为官票还无法完全取代铜钱，纸质的官票容易损坏，百姓们对官票的信心没有对铜钱那么高。这么干的话，一定会加剧官票的贬值。

  没有其他好办法，只能加大铜矿开采力度，给市场投入更多铜钱。

  除此之外，钱弘佐还下旨，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行动。

  说来也是巧，北面的后周几乎同时也开始灭佛。北周是缺钱，而南吴是缺铜钱。两者一字之差，却是殊途同归。

  盖因唐末战乱之后，人心思定，自唐武宗灭佛以后，佛家又再次兴盛起来，过于兴盛的沙门，已经威胁到了统治基础。佛门不仅侵占了许多良田，铸造佛像、器皿、钟鼎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铜，这就被南北双方的统治者给盯上了。

  钱弘佐的“灭佛”也不是像唐武宗那样暴力灭佛，称为“限佛”还差不多。

  首先，全国各教不论佛道景蕃，寺庙观庵，必须有敕额，无敕额者关停。僧尼合并至有敕额寺庙。

  其次，核查僧人度牒，无度牒者一律勒令还俗。嗣后有收容无牒僧尼之庙庵，住持同坐、还俗并杖三十，罚役三年。

  最后，有志愿出家者，年十五以上，男子需背经文100页，或能读经文300页，女子减半，经所在州衙审验通过，方准剃头，核发度牒。凡有过往罪责的，不得出家，有敢收容者同罪。

  这时一次整个大吴的限佛令，远超此前在福建试点的规模，全国一共废除寺庙观庵废六万七千三百五十六所，僧尼除籍者十五万一千二百人，收回寺庙田产两千万亩，熔毁佛像钟鼎数万件，得铜一百二十万斤、金银各数万斤。

  这些收缴来的田产、财物，除了铜统统拉去铸钱、部分田产充作官田以外，大部分田产、金银用来发卖，换取富人们手中的铜钱。

  这样一来，市场上的存量铜钱减少了，反而促进了铜钱的流通，国立钱行的铜钱储备也更多了，官票的信用也逐步恢复。

  钱弘佐计划，等到官票价值稳定之后，开始逐步小规模发行小额官票，以真正替代铜钱。

  由于南北两国的铜钱是相互流通的，到时候大吴的官票也一定会流入后周，等到在后周也流通起来后，用纸做的官票套取铜钱，经年累月下来，一定能把后周经济给拖垮掉。

  钱弘佐有信心这种经济战这世上还没人懂，等到后周有聪明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恐怕此时后周的经济已经崩盘了。

  在钱弘佐还在算计着“蝇头小利”时，北方的柴荣已经在筹划着南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