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区，如江南，由于经济较为发达，文化教育相对普及，因此识字率可能会相对较高。

  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如北方地区，不识字的人可能会更多。

  明末来华的欧洲人曾记载了，中国的男孩普遍能够读写汉字，但这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或阶层。

  朝鲜官员的见闻录也提到了江南人普遍读书，而江北不学者多的情况。建国前的文盲率达到80%，这也反映了明清时期识字率的一个大致情况。

  徐教授还提出，考虑到瀛洲当前的实力，未来的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给予我们压力，并且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尤其是将来实现了世界民族大融合，为了确保人类前进步伐不会停滞不前，孙教授认为最好是在自己的体系内部创造一个可控的对立面。这样既能把握今后文明的变革方向，又能激发社会的动力和活力。

  这种行为放在后世就叫做鲶鱼效应，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对比，人们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过得好不好，有了伤害才会有改革和进步！

  其实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附带好处，那就是相当于多了一道润人防火墙。如果有个体或集团背叛了瀛洲或华夏的利益，他们可能会自认为理念不同的地方就是安全的。

  进而试图逃往另一个表面上对立的国家，却根本不会想到这其实是自投罗网。

  所以现在支持者只有寥寥几位学者，他们认为“一套班子两个制度”是一种既现实又有前瞻性的想法，结合基地的科技设施，能够帮助华夏快速从封建愚昧过渡到更加开放和进步的社会，同时确保这个过程的稳定可控。

  反对者就多了，他们认为这就像是看后视镜开车！两套完全不同制度可能还会因为未来的地域广阔而导致民众不合，继而引发更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不知情的‘本地人’，将来他们在这种割裂的世界环境里走到中上层，保不齐会引发一些变故。

  “领导，其实无论选择哪种制度，对于我和老李来说都一样。”

  “哦？”朱逢春有些诧异的看向他。

  赵刚脚下不停，一边慢慢踱步一边解释道：“尽管平时我们不说，但是我们都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复制体。在提取记忆前，德胜同志给我们以及一些主要同志讲过课。”

  听到这儿朱逢春更好奇了，不过并没有开口打断他，只听赵刚继续道：“他老人家有个预测，我们在域外要打的仗，也许会是三战、四战。可能需要我们从世界的废墟中把中国人民重新扶起来，那个时候一切都要以发展为主，更要以指挥官为主，因为我们必须要团结。”

  “我们需要团结你，团结新的世界！”这时他停下脚步，眼神无比真诚：“这就是我刚才要提复制人身份的原因，我们的根已经不在原来的世界，而是在基地，在你这里。

  德胜同志说，我们在解放自己的世界时，受到外界朋友全心全意的帮助。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也要一心一意。他们不给我们加规矩、提条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条条框框强加到别人身上。”

  朱逢春一时间怔在那里，耳朵仍在听着赵刚的声音，心里却犹如翻江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