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过汤若望，和汤若望在皇宫门前分手之后，朱慈烺急急赶赴京营。

陛下和内阁已经同意，内阁蒋德璟领衔，京师卫生环境的大整饬即将展开。作为一个穿越者，虽然在文采八股上比之大明官僚差的太远，但就防疫来说，他的眼界却是超过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对付瘟疫，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精湛的医术，只要有一定的公共卫生医疗知识，能分辨出一般瘟疫迹象就可以了。

防疫最怕的就是瞒报，不报。洪武皇帝时，疫情一旦发生，倘若有官员瞒报，误报，将处以极刑。后来渐渐松下来，误报瞒报的官员，不再是死刑，丢官罢职渐渐成了基本处置。现在朱慈烺重新提出使用极刑，恢复洪武皇帝时候的做法，崇祯帝稍微考虑就同意了，这对全天下的官员必然是一个有力的震慑，不过这并不表示出了瘟疫官员就一定会上报，再严厉的刑罚也难以杜绝侥幸心理的存在。

所以，加大宣传，令上上下下知道瘟疫的危害和防治的办法，才是上上之策。

黄昏时，京师各处都响起了锣声，顺天府的衙门和五城兵马司的兵丁敲着铜锣，沿街呼喊，要百姓去观看刚刚贴出来的告示。

“防疫？”

这是一个新词，很多饱读诗书的文士也是第一次听到。

而看完告示之后，士绅百姓都是支持，街道上的马粪和垃圾，随地大小便，的现象，任何人见了都不会舒服，但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千年以来一直都是如此，除了皇宫和官署有人打扫，街道上根本人管，或者说根本管不过来，在这个时代，对某些人来说，连活命都是一种奢侈，还管得了大小便吗？

“这真的能执行吗？”

所有人都是怀疑，会不会是表面文章，两三天的热度？

还有在修建几十个人一起洗澡的大浴池，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别扭。

非礼勿视，非礼勿近，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光着屁股蛋，会不会有点不成体统？

议论纷纷。

即便告示清楚写明是顺天府执行，蒋阁老督办，但相信的人却也没有几个。

另外，虽然大部分人闻疫色变，但满不在乎的人却也有不少，总觉得朝廷在过年之前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扫大家的兴。

一连三天，从腊月二十八黄昏一直到三十下午，顺天府的衙役和五城兵马司的兵丁都敲着铜锣在街道上宣传“京师卫生新政”，重点是随地大小便和扔垃圾的罚钱制度，年前是街道上人员最密集的时候，买年货办新衣的百姓将京师各条大街挤得水泄不通，在衙役和兵丁们卖力的宣传下，京师百姓很快就都了解到了京师卫生防疫的细则，也知道不遵守规则中是要罚铜钱的，回家之后，又三五人聚在一起，议论这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

所有人都等着，就看年初一之后，顺天府是否会真的执行？

在街道上乱扔垃圾的人，真的会被罚钱吗？

怀疑声中，京营工兵营在两天时间里，就将太子定下的公厕样板间建立了起来。

虽然是寒冬腊月，土地还冻着呢，但人多力量大，几大盆热水浇下去，清理道路，挖坑、活泥、垒砖、修建都不是难题，十几处的样板公厕，只两天时间就建成了。

蒋德璟听到消息，亲自来看。他到时，工兵营把总孟文龙正带着兵丁清理道路，在公厕木板上，分别写上大大的两个字：男，女。

内阁大学士亲自来看公厕，孟文龙有点吃惊，厕是不洁之地，不要说大学士，就是上品级的官员也不会到现场来看，蒋德璟却不管，不顾众人的跪拦，亲自到公厕中巡视，见坑底夯实，扑了一层厚厚地石灰，四壁的砖石也垒的密实，整个工程丝毫没有应付搪塞，赶工期，以次充好的迹象，蒋德璟见了连连点头，心中暗道太子治下的京营之兵，果然和过去的糜烂完全不同了。

其实，在汉代时，城市就有了最初的公厕，当时称之为“都厕”

官府会指定官吏或私人，也就是俗称挑大粪的，去这些地点和私人家中厕所收集垃圾，并且把这些垃圾运送到农村卖给农民施肥。当然，这是要收钱的，如果你不交钱，人家就不收你家的垃圾，你往马路上扔就官府抓到了就重罚。元朝建立大都时，也设计了公厕，只不过数量太少，到了明中期，已经完全赶不上膨胀的人口，一般家庭的家中都会修建厕所，但公厕却渐渐荒废，很少有人提，路人内急，只能找个犄角旮旯大小便。

朱慈烺的计划在京师修建三百座公厕，彻底解决百姓们的方便问题。

几个样板公厕建成的同时，工部督造的首批一百个木板垃圾箱也已经制作完毕，由工部侍郎宋玫亲自来人送到顺天府，然后分发到各个街口，每个垃圾箱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垃”字。

垃圾箱的制作并不复杂，四块木板一合就成了，难点在于专人维护，每天收集，夜晚运出城，保证垃圾箱不会被积满。

这个任务考验的就是顺天府的执行力了，在这个时代，人力一点都不贵，雇佣三到四百名的清洁人员，并花不了多少银子，顺天府还能承担起，关键是日常的督促和组织。

此项任务由顺天府同知郝晋具体负责。

郝晋是南直隶栖霞人，崇侦元年迸士，历任四川巴县知县，四川乡试同考官，四川道监察御史，政声还不错，守母丧后，调京师巡视太仓，旋兼南城监察御史，今年十月，改任顺天府同知。

同知是府尹的副手，相当于是副市长，因为顺天府的特殊地位，顺天府同知也是有相当地位，别地的同知都是五品，顺天府同知乃是从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