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高宗也并非一无是处，他若无皇位上的担忧，高宗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君王。自即位以来，到秦桧再度复相，历时十一年，赵构大体上做了五件大事：一是对旧臣、新臣、降臣的改造。应该说赵构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一定气量的，无论是前朝老臣，还是迫于压力而投降金人和伪齐的降臣，赵构没有打压，各按其职，为我所用。

二是建立一支以岳飞、韩世忠、吴玠为首的抗金力量。虽然说在赵构登基初期，以宗泽、黄潜善、汪伯彦、杜充辅政功臣，将危如累卵的宋朝支撑下来，也逐渐在形势的变化中淘汰了黄潜善、汪博彦之流；逐渐认识到张俊、刘光世、王彦、杜充之流不可大用。

二是安抚失散流民，恢复生产，发展江浙一带商业，支撑江南小朝廷的财力。中原之地十室九空，余下百姓皆为伪齐统治，赵构在群臣的辅佐下，将逃难到南方的中原百姓，以及被割据实力掌控的流民，安置在两江沿线，将中原农耕文明带到南方，使江浙地区农、桑、手工业得到极大发展。

三是重点统制两江两湖川黔之地，平定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平福建范汝为之乱，剿灭洞庭钟相杨幺之乱，基本稳定以临安为中心的大后方，为南宋延续一百多年奠定基础。

四是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混乱局面得到有效的恢复，立足于守与战的格局。正因为如此，赵构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摇摆在和与战之间。靖康以后，有群雄割据，也有义军蜂起，如果高宗赵构一味地求和、乞降，恐怕不会这么快收拢数万人马，也不会有人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卑躬屈膝的陪臣。

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高宗正是看到宋金不两立的民意，所以，他只好举起“抗金恢复”的旗帜，才能将各方势力聚集到一起。

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欲灭之而后快，高宗即便有心乞和，金人也不给他机会，才有了“搜山检海捉赵构”，赵构从扬州一路逃亡福建，直至流亡海上。

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

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

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对于岳飞提出的“直捣黄龙”，赵构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上看，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说，被金人吓破胆的赵构，以及刚刚恢复一点元气的南宋，他只想苟且偷安，一听说金人遣使通和，高宗立即将“媚奴相”的秦桧推到前台，实施他苟合的勾当。

史书有云：“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意思是：赵构刚开始，数度派遣使者构和，但是，且战且和，而与金人解除仇恨，实施议和，实际上是从秦桧开始，基本符合历史史实。

绍兴九年正月，在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正字——官职）范如圭的建议下，赵构决定派遣判大宗正事赵士债和兵部侍郎张焘，到洛阳修奉北宋诸君陵寝，以粉饰“和议告成”。

在金人遣使趾高气扬与宋和议的同时，金国国内也不平静，金熙宗刚刚罢免左丞相完颜希尹，继任左相完颜宗隽、完颜宗磐、完颜宗昌（挞懒）结成死党，专横跋扈，严重威胁到金熙宗统治地位。

迫于无奈的金熙宗，再度任命足智多谋完颜希尹为左丞相，他与完颜宗斡、完颜宗弼等劾奏完颜宗磐私通宋朝，并以朝会的名义拘捕宗磐、宗隽、宗昌。因为，完颜宗磐手下降将吴矢谋反失败被处死，事情牵强附会于完颜宗磐，借机处死宗磐、宗隽。

随后，完颜宗弼（金兀术）领兵弛至燕京，囚禁了宗磐弟宗孟等。又以金熙宗之命，徙完颜昌为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杜充为丞相。完颜昌大怒，决定反叛，在与金兀术的对垒中败下阵来，南归不得，于是北走沙漠，逃至儒州望云甸时被金兀术擒获，囚禁祁州元帅府；八月，完颜宗昌被诛。政变后，完颜宗斡升任太师，完颜宗弼为都元帅，掌握了军政大权。

金元帅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民渡河南归；凡南归及渡人者均处死。在尝到掠夺大宋丰厚财物甜头的大金，派出女真万户呼沙呼北攻蒙古部落，由于粮草不济，无功而返。凶勇彪悍蒙古部落趁势追击金军至上京西北，大战于苦海岭，金人在蒙古人面前初尝败绩，这也是蒙古部落第一次反抗女真人，一个强大的蒙古部落逐渐形成。

绍兴九年五月，金人以河南之地还归南宋，被西夏国王乾顺授为鄜延岐雍经略安抚使的李世辅，劝部下南归入宋，从者二千余人。靖康之难时，金人攻破延安府，李世辅父子被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子假意投降，再图密谋反叛，由于不慎走漏了消息，父亲李永奇被杀，李世辅逃往西夏，李世辅向西夏皇帝乾顺借兵，攻破延安府，将仇人剖腹挖心，祭奠父亲和一家三口。得知李世辅愿意回归南宋，高宗赵构派遣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至延安府，以书招李世辅归朝。